忍辱負重稱中堂 晚清重臣李鴻章(圖)

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昔洋人有稱，向中國開戰，實同李鴻章開戰也。可見李鴻章在近代中國歷史之影響，真「五洲萬國之士，幾於見有李鴻章，不見有中國」。他是清廷的發言人，是一個忍辱負重的時代在一個個體的「微觀」體現，王國維所謂「千年巨變」，則李鴻章的時代正是「巨變」之肇始。梁啟超稱：「一曰李鴻章所居者，乃數千年君權專制之國，而又當專制政體進化完滿，達於極點之時代也。二曰李鴻章所居者，乃滿洲人主中夏之國，而又當混一已久，漢人權利漸初恢復之時代也。」（《李鴻章傳》）

愈有影響者愈有爭議，所謂謗滿天下者未必不為偉人。有論李鴻章是權臣，比之霍光、曹操，或張居正。在小時候，中國大陸課本上直稱李是賣國賊，諸如簽訂不平等條約、割讓土地、賠款，丟盡中國人的面子，沒有骨氣。那時，一提起是安徽人，總會有人笑話，你們安徽不是有個李鴻章嘛！甚至「李鴻章」三字成為罵人的話（安徽方言似「你混賬」），可見蓋棺論定也未必可靠。時過境遷，今日之李鴻章已非當日之李合肥，聞老家已重修李家祠堂故居，招徠遊客成為「愛國教育」基地。《李鴻章全集》也已出版，洋洋大觀。可以說，近現代歷史對李鴻章的論定，是一個缺失價值標準的具體體現。同樣，對孔子，對太平天國，也都體現出我們是怎樣地雌黃歷史，沒有立場，悖謬荒誕。一切似仍在「論尤未定」著。

「迷」漸淡，歷史終會在遙遠的某一時代清晰起來。隨著近年人們對近代史的釐清和反思，「李鴻章」仍然無疑是一個不可迴避的點，在眾多的相關「評傳」中，我仍然覺得梁啟超的《李鴻章傳》似最簡明而有深度。任公嘗嘆：「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斯言足令人深思也。

合肥之事，不勝敘述。且據傳中一二略論之。

李鴻章之崛起，無疑在與洪楊之戰，曾國藩舉討賊大旗，李鴻章圖蘇，左宗棠圖浙，曾國荃圖金陵，真「一時多少豪傑」。梁任公所云「同治元二年間，亦中國有史以來之一大觀矣」。

淮軍的勁敵是李秀成。李鴻章食言殺死蘇州守城降酋，一直被人所指。同治二年十月九日，李鴻章親自督軍，以程學啟、戈登為先鋒，迫進蘇州城，經激烈苦戰，先破外城。李秀成、譚紹退守內城，負隅頑抗。終因官兵水陸並進圍城，城中糧盡，眾心疑懼。李鴻章以為機會已至，遂有程學啟及戰爭掮客戈登輕舸入城，說服納王郜雲官等人投降，以李、譚人頭為獻，許以二品，簽下降約，戈登為之中保。他們不忍殺害李秀成，李也覺察其謀，無奈之際只有末路一條，遂乘夜遁城而逸。廿四日，譚被雲官所殺，降酋八人，並千餘親軍，開城迎降。此八部在城中守卒尚有十餘萬人。程學啟以為此八人恐有後患，乃與李鴻章密謀，賞宴之際，埋以伏兵暗殺，其手下之強兵餘黨千餘人亦戮殺不剩，血染雙塔寺。李鴻章心知肚明殺降乃大忌，但更擔憂叛而不降之患。太倉詐降之隱在前，難免有「虎患」之憂。所以，他默許程學啟大開殺戒。遂又有十萬太平軍被殺。朝廷也默許李的所為，李鴻章因蘇州一戰之功，加太子少保。見李如此行為，戈登悔初為保人，要找李鴻章算賬。

梁任公云：「李文忠於是有慚德矣。夫殺降已為君子所不取，況降而先有約，且有保人耶？」戈登於此事，不過一個戰爭掮客，因為一直被蒙在鼓裡，待事已發，便怒不可遏，甚以國際戰爭慣例欲挑戰李鴻章。在李鴻章眼裡，戈登之流所謂「常勝軍」實在是「磨難星」，這群「外國流氓」所謂之道義，純粹出於利益，打仗兼打劫，可謂為利而戰。李鴻章早就想清除這一隱患，蘇州之事，可謂契機。

或謂李鴻章慣用「小智小術」，他玩了一齣諸葛亮誘敵之計，可謂眼明手辣。如果說誅八將是「戰略」上的考慮，以杜後患，那麼，殺其千餘親兵，難免殘忍。戰爭至此已喪心病狂，有道是：戰爭的勝利總是以生命為代價。但戰爭也是畢竟有正義與邪惡之分的。收拾洪楊殘局，全賴李鴻章之功。不過，如果我們今天過於神話曾、李（尤其曾國藩，幾乎將成孔子之後一人矣）也是值得反思的。

梁任公似乎對「英雄」情有獨鍾，他不惜以濃墨稱李秀成為真豪傑。其英雄氣概，自不可以成敗論之。稱他不但有「慷慨決死，有國亡與亡之志」，更能「及城已破，復能以愛馬救幼主」之智勇，尤可稱者其不殺趙景賢：「其禮葬王有齡，優恤敗將降卒，儼然有文明國戰時公法之意焉。金陵城中十餘萬人，無一降者，以視田橫之客五百人，其志同，其事同，而魄力之大，又百倍之矣，此有史以來戰爭之結尾所未有也。」又：「聞李秀成之去蘇州也，蘇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在這裡又要強調一下，倘不是如此，長毛之殘餘似無立足頑抗之際遇了。姑且不論梁氏所說是否有文學色彩，然而從來人們稱頌豪傑，較之李合肥蘇州所為，人們難免要「懷念一下」這位壯士。其實此李非彼李。然而我們不可忽視「比例感」，洪楊之亂，生靈塗炭，我們當警覺梁氏在這裡以對李秀成的個人魅力之「神話」，而氾濫「同情心」。梁氏更以「國際公約」論其社會之「內政」，恐怕要求太高。梁任公感慨「百年而後，自有定評」，實則歷史往往也是一言難盡，常常莫名地要被「古為今用」一番。

戰爭結束，李鴻章轉身成為一名「外交大臣」，此時朝廷已岌岌可危，內憂新起，外患尤甚。李鴻章深感國家之危機當下貧弱落後，乃極力推行「洋務運動」，如梁啟超所指出的，在李鴻章眼裡，「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鐵路耳機器耳」，故梁以為「李鴻章實不知國務之人也」。

梁啟超批評李的另一點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

李鴻章的洋務，一從軍事入手，以其鞏固朝廷國防。二是商務，從鐵路、礦業、紡織、通訊、商業、教育各方面入手。李鴻章的策略或許沒有梁啟超的「國民」意識超前，然以康、梁變法之思維去強求李鴻章之思想實則荒謬之極，李鴻章欲挽朝廷之困境，忍辱負重，堪稱砥柱中流。其洋務思想實不愧為強國之上策也。梁氏所謂新見，最多不過「民主」之一層面，實則，科學與民主的引進，而忽視其法制與法治的傳統人文精神，尤其希伯來的宗教傳統和基督教的信仰的背景卻被忽視。所謂民主理想同樣是蒼白的。

李鴻章為「賣國賊」的帽子戴了多年，說他同列強簽下一系列「賣國求恥」的不平等條約。如「中俄密約」，借租土地，代修鐵路等等。回首前塵，李鴻章的諸多設想和舉措何嘗不是今之「改革開放」之先聲呢？只是時代不同，李鴻章以失敗而告終。當然，我們也沒必要給他來個幾幾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