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意境深远,令人吟咏起来,甚是喜爱。(绘图:志清/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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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中国诗歌,众人各有所爱,无论是汉代乐府诗、唐诗、宋词等,均有人拥护。除了因为创作题材广泛、风格多元之外,还因为其具备两大美学:形式美、内含美,而令人吟咏之际,甚是喜爱。
不过,何谓形式美?何谓内含美?
形式美
形式美,又能够分成对仗美、音节美。对仗就是指运用音律、句法及词性,让诗文中的不同句子彼此对称。以词性之对称为例,也就是说,拿名词对名诃,形容词对形容词等。将各类词性的对仗划分得愈细,对仗就会越显得工整、精细。众所周知,古人是很重视对仗的,像古时候的孩童在求学期间,除了识字、研读古书之外,还得学习“对对子”。简单的“对子”即如:上对下、日对月、白昼对黑夜等类型。
至于这一类词对仅仅满足了词性相同的状况,就称为“宽对”。换句话说,就是对上的词性相同,但词类却不相同。在此以元稹〈早归〉中的“饮马雨惊水,穿花露滴衣”两句为例。在这一对仗结构中,虽然“马对花”是名词对上名词,但马乃是动物,花则是植物,两个名词在分类上是不一样的,故称为“宽对”。
有了“宽对”,自当有严格的对仗,称为“工对”。接下来,以李白〈渡荆门送别〉一诗中的“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两句为例。
李白写的这两句,对仗非常严谨。因为在这一对仗结构中,“月对云”除了是名词对名词之外,同时还是天文类对天文类,像这一类既满足了词性相同,同时间又满足了词类相同的严格词对,就称为“工对”。
至于一首诗之所以优秀、之所以创作成功,与它对仗结构的“工整”程度之多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依照诗词内容到底有多少“工对”来评断诗词之优劣。因此,“工对”的数目越多,这个对仗结构就越加“工整”。由于每一个单音节词,都能够组成词对,因此,在五言诗的一个对仗结构中,最多能够存在五个“工对”,至于七言诗最多则能够出现七个“工对”。
再以杜甫〈绝句〉中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为例,来试论“工对”之多,影响了作品品质吧!
在这两句中,杜甫使用了六对“工对”和一个“宽对”,令人惊艳。
这六对“工对”分别为:数字对“两、一”;量词对“个、行”;颜色对“黄、白”;鸟类(动物)名词对“鹂、鹭”;动词对“鸣、上”;颜色对“翠、青”。
至于“柳”对上“天”,则只是名词对,因为一个是植物类,一个是天文类,两者词类不同,故为“宽对”。
其实,历朝历代已经出现太多知名佳句了,今人一思忆,总能列举出让人爱不释手的绝佳古句,例如:采用词类与数字相对的“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以及叠字对仗,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等诗句,都深受推崇,经久不衰。
当对仗对得工整之后,接下来自然就得讲究平仄协调了。也就是上述的音节美。当达到这两项之后,即完成了作诗的第一步,反之,当然就称不上是优秀之作。这是因为中国古人严格讲求声调格律,如若达不到,即犯下诗歌方面所谓的“失律”这一大忌。诗之成败,在此揭显。
纵然后来兴起了破除旧诗体之格律限制的自由体新诗,创作新诗之人仍不免在创作间,呈现与古典诗歌不同风格的形式美(对仗美、音节美)。
接着,再来谈谈中国诗歌另一种二美:内含美。
内含美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讲求含蓄不外露的表达方式,在非直白的传递上,表露深远、悠长之意境。中国的诗歌即是明证。
在创作诗歌之间,作者传递个人心绪,展露抱负、志趣、情感,此称为“志”;采用优美音调来吟咏“志”,则称“永言”。《汉书・志・艺文志》有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由于诗歌讲求“意在言外”,故上乘诗歌当属言简意赅、意蕴无穷之作,能引人浮想联翩、咀嚼再三。这般好的诗歌作品,也就是符合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所谓的“言有尽意无穷”。
所以,当我们在品读诗歌时,除了理解其形式之美,又当进一步理解其中含意。相信绝妙的有机诗歌,自能增添生活上的乐趣,同时还能丰沛我们的心灵、深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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