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文革中对各种犯人动用侮辱人格的酷刑。（网络图片）
为了准备这次出逃，冯国将研究过中国边境口岸，看哪里是容易出逃的地方。他比较了去临近各国的厉害关系，到别处有的会被遣返回中国，有的口岸太远，他的路费不够，他听说，北朝鲜收留叛逃的人，最后他选定了去东北，想过鸭绿江投靠北朝鲜。
冯国将利用三天假期，买了到东北去的火车票，在丹东之前的一个小站下了火车，鸭绿江对面是朝鲜的新义州。
冯国将到新义州投诚后，只在朝鲜待了十一天。当时金日成统治下的朝鲜，人民生活比中国还差。有一天来了一辆吉普车，从上面下来两个彪形大汉，把冯国将遣送到丹东。他被人推下车，就又把他从丹东押送回北京良乡，他被关禁闭室四个月。
禁闭室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下面只有一个送吃食的小洞。每天只给三两七钱五的粮食，仅仅维持饿不死。在里面空间很小，人只能站着走两步。夏天蚊子咬，冬天很冷。有一个犯人，关禁闭一年，放出来就精神失常了。
在良乡，冯国将的逮捕证下来了。起诉书上的时间是1960年12月21日，起诉书上写的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叛国罪”叫他签名，他拒签。
1961年6月3日中级法院判处他无期徒刑，罪名是“反革命”，他不服，就上诉，1962年改判，承认原判重了，但罪名改为“投敌”，他又继续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1965年1月5日遭到驳回，维持原判。他是1960年出逃朝鲜，直到1972年，改判通知才下来，将他的无期徒刑改为20年有期徒刑，不准上诉。
冯国将被关在良乡监狱，犯人要天天背诵毛的“老三篇”，冯国将拒绝背。结果罚他戴背铐三个月，就是把双手拉到背后，再戴上手铐。戴背铐的人吃饭睡觉都不给放开，只能用嘴巴像狗一样舔饭吃。睡觉就更痛苦，被子掉下来就会一夜挨冻。还有一种刑罚，叫“苏秦背剑”，这种刑罚比戴背铐更痛苦，他没经受过。监狱里其他酷刑名堂还很多，如穿“和平衣”，五花大绑，老虎凳等等。
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毛泽东听说苏联要进攻中国，官方决定把北京的监狱的犯人调到河北省各地，冯国将被调到饶阳县看守所。这里的生活最苦。在北京一周给犯人一次肉吃，在饶阳一年才能吃一次肉。有个干部子弟叫张琅琅，要求狱方允许犯人买饼干。监狱管理干部训话说：“你们都吃饱了，还怕我们吗！”这就暴露了狱方是有意不给犯人吃饱饭。
在饶阳看守所，不准犯人看书。知识份子没有看书学习的自由，是件痛苦的事。冯国将就用搜集北京方言这种方式打发时光，他把在看守所搜集的方言，写成纸条，藏在褥子里。被人发现了，有一天所长召开大会，当众把他藏的纸条全部烧了，他的书也被没收了，其中包括他最心爱的三本字典。监狱规定只能看毛泽东的著作。
1970年在中共“一打三反”运动中，冯国将被列入死刑犯黑名单。为什么他被列入死刑犯黑名单？原因是他从来就对中共的判决不低头认罪，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他在清华被打成右派后，为坚持自己无罪，说的“头可断，血可流，我不在乎”，就记录在他的案卷中。中共明白，他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不言而喻，就是他不承认有罪，就等于说，是中共执法错了，意味着中共对他多年来的劳动教养无效，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后来，因为查明他是海外归国华侨，可能出于社会政治影响考虑，他就幸免被枪决。
冯国将在饶阳收到了“判决书”，判他十年劳动教养。有人取笑他，说他是“出了虎穴，又进狼窝”。判刑后就把他送进衡水监狱。在衡水劳教厂是一个铸造车间，属于重体力劳动，他在这里干活。有一天冯国将病了，给病号饭吃，是面条，就是这，他也吃不了。剩下的也不能给人，他就扔掉了。有人告密，所长就开对他的批斗会，十几个人先念毛主席语录：“贪污浪费是最大的犯罪”，然后批斗他。
有一次所长叫他给设计礼堂图纸。对于学建筑专业的本科生，这种活是轻而易举，但是他不想跟他们合作，就拒绝了。这等于抗拒劳改，就把他调到团泊洼劳改场。
团泊洼劳改场，属于天津市管辖，是一个最苦的劳改场。原先这里是荒无人烟的盐碱地，是土匪窝。建立劳改场后，被关押的犯人就是改造盐碱地的劳动力。他们修水沟，种高粱，吃粗糙的高粱米饭，吃得都拉不出屎来。一周给两个馒头和一碗肉吃。冯国将被分配干最脏的活，叫他在猪圈里起猪粪，一干就是三年。这里也种黄豆。是使用拖拉机大面积、大规模的种植，产品大豆是供国家榨油出口。农场的伙食中没有一粒黄豆。
有一天，一个叫赵全喜的犯人逃跑了，被农场的马队追上，当场打死，用马拉回来，叫所有的犯人看他的尸体，这是杀一儆百。有一个叫魏三保的，他胆子小，不敢看，就开会批斗他，说他同情逃跑分子。
劳改队到年终搞评比，每人要按规定内容写材料，在小组里念，叫大家提意见，记录被装入个人档案。这种做法，促使犯人相互造谣攻击，以显示个人积极。最后开奖惩大会，受奖的减刑，表现不好的加刑。加刑最重的是枪毙。在这里冯国将听到一个人被枪毙的故事，他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侄子，被枪毙时，怕他喊口号，就用木头削成的尖桩，打进他的嘴巴，然后枪毙。有一个天津大学生，原来是劳教，只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老毛不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就因为这句话，被别人高密，他被改为劳动改造5年。
1978年中共已经实行改革开放，并且开始给“右派”摘帽，叫“改正”。1979年冯国将的10年徒刑到期之前，他讬人从农场外面，给他家中寄去一封信，他的家人收到了。知道他的事，他的家人都哭了。刑满后冯国将被调到河北省邢台唐家庄劳改农场，当“二劳改”。
1979年，冯国将的家人得知他在大陆，就给邓小平写信，要求允许冯国将到香港探亲。被批准后他拿到去香港的证件，就去香港见到了在香港的家人。
1979年3月5日高级人民法院发给冯国将“裁定书”，他从香港接到电报通知，就返回大陆接了“裁定书”，“裁定书”宣告“冯国将无罪”。对他这个无罪的人中共却关押他20年，国家没有给赔偿，仅仅一次性给了他1000元人民币的生活困难补助。清华大学要给他发毕业证书，被他谢绝了，他说在清华大学，他只念了5年，所以仅要了一张“肄业证书”。
此后在他哥哥、姐姐帮助下，冯国将在香港买了木屋，有了安身之处。又获得了香港身份证。他哥哥有个同学是银行老板，就帮他在银行找到了一份工作，生活有了保障，他在香港一住就是十多年。因为印尼排华，不准他回印尼看望他母亲。一直到1994年他才能回到离别几十年的印尼。（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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