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在一次讲话中直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才刚结束他的访华行程不多久，美国总统拜登便在一次谈话中，直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如此针对另一个世界强国的领袖，美国总统这番言论可以说是十分不客气，也可以说是一个十分严厉的指控。由美国领导人作出这个裁决，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一个阶段性结论。
拜登之前曾经也直接指斥俄罗斯领袖普京是“战犯”。在俄罗斯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后，普京已经是自由世界的公敌，西方阵营已经把这个人全盘否定。拜登现在又指控习近平是“独裁者”，是不是说明在西方社会的眼中，习近平与普京的差距已经只是一步之遥？
这样严厉的指控，肯定不会是一时失言。因此，事后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作出谴责及要求收回，但美国总统拜登显然没有收回这个指控的打算。
很明显，中共现在已经被很多西方国家视为继俄罗斯之后最邪恶的大国。一直以来，国际社会以为透过加快推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家庭，推动中国经济有所发展，中国共产党就会发财立品，在中国大陆的管治就会变得更文明，在国际社会的行为也会变得更合理。这套所谓Engagement 理论，令中共过去可以顺利加入世贸，可以在国际政治的不同平台得到与其经济与政治实力相对应的角色。
不同的国家愿意与中共搞好关系，以实利先行，又在意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往往对中共在其国内的胡作非为只眼开只眼闭，对中共在新疆及及西藏的暴力管治，也采取了较绥靖的态度。新疆及西藏处于中国内陆，留在当地的西方机构及外国人不多，政治上有较高的隐蔽性，国际社会对中共在当地的作为，便一直都较为疑中留情。
但随着习近平进入其第二个任期，中国共产党作为独裁霸权的面目便进一步呈现。经济壮大了，在国际政治舞台有更大的发言权了，在全球经济有更举足轻重的位置了，却没有令中国共产党发财立品，反而越来越明显对长期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
当习近平以“文明复兴”、“强国崛起”这些宣传为自己寻求长期执政，打破邓小平定下的规矩铺路的时候，中共的外交策略变变成越来越战狼姿态，意图寻求在全球事务争取更主导的角色，改变国际社会自从二次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秩序及规则，这些都令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不能不对中共崛起所造成的威胁袖手旁观了。
当下的世界政治，有几方面是难以令人对中共这个集团及领导作这个集团的习近平放心的。台湾问题及南海问题令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及其盟友，不得不重返亚太地区。中共竟然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侵略者，与其口讲的“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完整”口号背道而驰，暴露了中共这个集团的虚伪性质。中共又选择与伊朗、北韩、塔利班这些被公认的失败国家及流氓政权沆瀣一气。可以说是自甘堕落，也令中共与世界主流价值越走越远。
除此之外，不应该忽视中共在香港问题上的作为对中共所造成的损害。香港与新疆都是中国的领土，问题的差异在于香港在全球视野中的清晰度比新疆及西藏高很多。大量海外投资者、外国使节、国际机构、世界各地的传媒，都亲眼目睹中共如何推翻自己的承诺，摧毁“一国两制”，违背《中英联合声明》这份在联合国备了案的国际协议。在新疆在西藏的暴政，尚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蒙混，但在香港施行的暴政却是众目睽睽。再加上香港有不少人具有在国际政治舞台活动的能力，流散到海外的很多香港人也没有放弃，继续在海外抗争及申诉。
中共以为以“内政”之名，又高举“国家安全”这个伪命题，就可以短时间之内制伏香港，从而也可以令国际社会接受政治现实，然之后就可以把过去承诺过的种种说法一笔抹去。但这几年下来，事实充分证明中共对在香港问题的承诺上食言，令中共可能需要付出比1989年“六四事件”更长远难以扭转的政治代价。
香港的国际社会属性，加上中共对“一国两制”曾经签过协议，对香港人、英国及其他国家也作出过的承诺，令国际社会在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不同程度上给予了香港各种特别的待遇。中共现在在香港施行的暴政，令国际社会有更强的理由以香港事务及中共在香港的作为对中共追究问责。
正因如此，英国的外相固然每一次见到中国官员都要讲一次香港问题，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主题虽然是台湾问题及俄乌战争，但仍然要继续把香港问题提上议程。
可以这样说，香港发生的事，令中国在其他环节的种种恶行更加欲盖弥彰。从这角度看，香港人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对国际政治如何应对中国正发挥着从来未有过的重要作用。
因此，无论今天在那里生活的香港人，都不要气馁，都不应该妄自菲薄，都应该继续寸土必争。谁是“独裁者”，当然不会是美国总统拜登一人说了算，香港人就是有份向“独裁者”这个政治裁决提供证据的当事人。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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