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一次終生難忘的調查採訪
3.他們要把百姓逼到何處去
4.我寫《喪盡天良者，天必誅之！》
5.為高耀潔講句公道話
一．前言
幾天前，我看到了高耀潔醫生（Jonathan Mann全球健康和人權獎獲得者）寫的幾篇文章，我很感動，也很難過。
「1999年11月，桂西恩教授檢查了河南省某村中155名賣血者，發現其中96人感染愛滋病病毒，感染率高達６０％……在我們的地區，已經有許多人死於愛滋病，並留下許多孤兒。我特別希望人們關注中國河南省愛滋病孤兒的情況。遺憾的是，許多地方官員依然想掩蓋愛滋病流行的情況，特別是血液傳染愛滋病的情況，害怕承擔責任。」－－高耀潔《打破「愛滋病長城」裡的沉默》
在此之前，我已經看到不少有關河南省上蔡縣一些村子大面積感染愛滋病情況的報導。他們感染愛滋病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賣血」，這絕不是一種普通意義上的商品出售，當體內流淌的鮮血被作為普通商品出賣的時候，當他們用這種危險而無奈的交換得到維持生命的鈔票的時候，我們可曾想過：他們因何賣血？
如果他們生存的權力得到保障，如果他們生存的權力得到尊重（哪怕是不遭受歧視），如果他們面臨的負擔不是過分的沈重，如果他們在賣血之外還能有別的選擇……他們－－那些可憐而無辜的淳樸的農民，那些與我們有著同樣肌體的農民，那些血脈裡流淌著同樣鮮血的農民，那些與我們一樣嚮往美好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他們會選擇賣血的方式嗎？
我要講出他們走上這條路的一些根源，作為一個平等的生命，他們有權力活下去。掩蓋真相是錯誤的，那是對人類良知的被判和褻瀆。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有義務探究他們遭受愛滋病折磨的根源，告慰死者的靈魂，幫助還在病魔中掙扎的生命。
愛滋病在上蔡縣的傳播和氾濫，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當地政府絕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愛滋病在上蔡縣傳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當地農民賣血，當地農民賣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官員強加給他們的過重的負擔。我寫作此文，不是要發泄不滿，而是祈求政府能夠檢討自己的行為，重視愛滋病的嚴重程度，盡快的採取措施，防止愛滋病的進一步蔓延和擴散。我們不能再掩蓋下去了！上天會有多少時間給那些可憐的病患者呢？上天又有多少的寬容原諒我們因對生命的蔑視犯下的罪行呢？
二．一次終生難忘的採訪
1999年4月，我看到北京《經濟消息報》刊登的由該報記者李凌寫的一篇報導《誰敢上訪告狀－－中街村百名男女遭[鎮壓]》，文章寫道：
因為農民要求村務公開，賬目公開，給群眾一個明白，給幹部一個清白，河南省上蔡縣楊集鎮黨委書記帶領300多人以「計畫生育」之名來到該鎮中街村，對上訪群眾進行圍抄，群眾誰問情況誰挨打，有20餘人被打傷，100名男女群眾被關進了黨委大院。
1998年8月份，圍繞鄺天堂、鄺付軍的經濟問題，黨委記鄭玉江再次帶領100多人，以計畫生育之名，將中街村的80多名上訪群眾抓走，並搶走物資1000多件，價值6萬餘元。後以每人交500元錢釋放。
1998年11月24日凌晨4點左右，該鎮黨委書記鄭玉江又帶領上蔡縣公安、法院、司法、財政、縣委、信訪等單位的300多人氣勢洶洶來到中街村，既不向群眾說明情況，也不說明原因，到村民家就撬門砸鎖，進屋就翻箱倒櫃，見東西就拿，見人就抓，問者便打，上訪人張愛臣愛人嘴被打腫，10歲兒子張孝峰骼膊被打傷，砸壞物品200多件，搶走東西3000多件，糧食10萬多斤，總價值30多萬元，同時，每人交罰款幾千元到1萬元。
看到這篇報導的時候，對於它的真實性我有些懷疑，一個鎮黨委書記怎敢如此猖狂地蔑視法律，又怎敢以如此殘酷的手段對付自己的臣民呢！文中鎮黨委書記帶領300人「圍剿」村子裡的老百姓時的情景，讓人不由自主地生出邪惡的日本鬼子進村的感覺。
1999年5月到6月間，當我親自趕到上蔡縣楊集鎮調查以後，才發現那位記者僅僅寫出了很少的一部分事實。當地老百姓對鎮黨委書記的恐懼是如此的強烈，他們對鎮裡「圍剿」（當地叫「兌現」或「圍抄」，其實就是抄家）的恐懼是如此的強烈！
我無論如何想不到，在上蔡縣楊集鎮，抄家竟是如此的「平常」，有的家庭為了不使自己家裡的糧食被鎮黨委以「計畫生育」或別的其他理由搶走，偷偷把糧食埋到地窖裡。一位年過70的老人，不讓抄她的家，鎮幹部就拎起老太太的雙腿在地上拉……
該鎮黨委書記還在鎮政府大院裡空出幾間房子，專門拘禁群眾（一手交錢一手放人），吃、喝、拉、撒、睡全在裡面，有時候關押的人太多，就把男女同關一室，大小便也只能當著其他人的面就地而為，屋內臭氣熏天，幾令人窒息，如此待遇，連監獄裡的犯人都不如！
鎮政府想千方設百計攤派、收費、罰款，農民被明目張膽地敲詐、盤剝和掠奪。當他們被剝奪以後，他們該怎樣去做呢？他們又能怎樣去做呢？有的家庭不堪重負，舉家外逃。走不了的呢？農民走投無路的時候，也許賣血是惟一的生存之計了。有些地方官員欺詐掠奪百姓的行為，與喝老百姓的血又有什麼區別？
楊集鎮是上蔡縣這個著名的貧困縣裡面經濟實力最強，最富裕的一個鎮，其他的鄉鎮遠比不上它，所以，楊集鎮老百姓賣血的人數要遠遠低於該縣其他地方的農民。上蔡縣愛滋病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經濟比較落後的地方，儘管，他們用鮮血換來了一時的「富足」，但他們不得不面對死亡的威脅。他們掙的是死神手裡的錢！
在我回來後，給報社的一位領導寫了幾份有關當地農民生存狀況的調查報告（都沒能發表），由於電腦硬碟損壞，我現在僅存一份，原文（此文寫於1999年5月15日，為保持原貌，未作任何刪改）如下：
三．他們要把百姓逼到何處去
在河南省，上訪告狀人數較多的是上蔡縣，在上蔡縣，上訪告狀人數較多的是楊集鎮。而楊集鎮所有的狀紙裡，都有一個共同的主角－－黨委書記兼鎮長鄭玉江。
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公然違背黨章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剝奪村民的選舉權；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可以集中300多人，對村莊逐戶兌現（即抄家），搜刮錢財之巨，手段之殘忍，觸目驚心；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浮誇之風盛行，人均不足800元的年純收入吹到2000多元還不罷休；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亂攤派、亂收費項目之多，範圍之廣，農民負擔之重，達到了極限；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幹部們有恃無恐，貪污嚴重、作風惡劣、每一個村的吃喝費用都在10萬元以上；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腐化墮落，脫衣舞竟然可以公開表演；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弄虛作假，騙取榮譽，十分普遍……
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不管你信不信，只要你能替當地的農民繳納各種攤派和費用，他們願意無償的把土地交給你使用，甚至連化肥都替你買了；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不管你信不信，任何與鄭玉江的土政策相違背或者不能按時按量繳納各項費用的行為，都會受到嚴厲的打擊，直至抄家和繩之以「法」。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不管你信不信……
高提留，農民苦不堪言。
楊集鎮人多地少，人均土地一畝左右，豐年人均年收入才不過400－500元，提留款卻成倍增加。從1989年的人均20多元，到1998年的150多元；糧食徵購從1989年的幾十斤（賣糧給錢），到1998年的200多斤（賣糧不再給錢），農民連續九年沒得到一分錢，當地政府為了「安全」，甚至連白條也不給農民打，公然違抗國家政策。
1998年，由於自然災害，楊集鎮小麥減產，每畝平均產量只有300多斤，秋季更是欠收。黨和政府關心災區，決定減免30%的公糧。但楊集鎮是鄭玉江的天下，他們執行的是鄭玉江的土政策，提留不減反增，農民把打的糧食全部上交還不夠。並且，鄭玉江的楊集鎮以糧食質量差為由，讓農民交陳麥（往年的麥子）或現金，限期交付，否則加罰兌現（兌現即抄家，是一種比較文明的說法）。
另外，農民交糧時，鄭玉江的楊集鎮以每斤5角至5角2分給農民計算。而農民交現金時，楊集鎮卻以高價給他們計算，1998年，農民按每斤0.62元向當地政府交錢，1997年是每斤0.70元，1998年是每斤0.82元。這樣，吃虧的總是農民。
（二）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農民負擔沈重
鄭玉江的楊集鎮政府，巧立名目，生財有道。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項目之多，農民負擔之重，令人瞠目。
1.出外打工必須向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政府交納500－－1000元的打工費。即使外出撿破爛，也必須繳納500元的費用。鎮政府還在路上攔截回鄉的打工人員，一旦發現，所帶錢財盡數沒收。當裡灣村劉某打工回鄉時，做夢也想不到一場厄運正等待這他，其1800元的血汗錢被洗劫一空，分文不剩！
2.凡在鄭玉江領導的楊集鎮居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交納量地費。國家提出農村土地承包30年不動，楊集鎮政府不是認真執行，而是公然對抗國家政策，他們想出了新的亂收費的藉口，每個人都必須繳納量地費，鄺馬村、中街村每個人繳納45元後，土地至今未分，國家政策成為一張空文。別村的情況大致相同。
3.機動三輪車要交錢。農民購買的農用機動三輪車，即便是自己使用，也必須向
四．我寫《喪盡天良者，天必誅之！》
上蔡縣地方政府對農民的亂攤派亂收費的錯誤做法，也引起了中央一些媒體的關注。2000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社《信息導刊》刊登了一篇題為《毀田挖沙為和屢禁不止》的報導，講述了上蔡縣一些地方的耕地遭到毀滅性破壞的原因。文中寫到：
「沈重的負擔是這場毀地大行動的直接的原因。這裡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亂罰款的現象十分嚴重。以東岸鄉為例，農民交公糧和提留的數額逐年增加，當地政府為了『安全』，不『授人以柄』，甚至連白條也不給農民打。國家三令五申，要求減輕農民負擔，當地政府卻置若罔聞。向農民收取的各項費用的使用情況，缺乏足夠的透明度。比如在東岸鄉，沒有任何一個村實行村務公開制度，使得一些幹部有機可趁。」
「超生引起的惡性循環。超生就變窮，窮了就毀地挖沙。然而，當地政府是如何對待計畫生育這項基本國策的呢？以東岸鄉為例，生兩個或兩個以上子女的家庭可以佔到95%以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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