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發表後，有師長輩的老先生質疑我的判斷，他認為我把周的舉動稱為「效忠表演」有點過分。他說：「周恩來是中共內難得的好官，周對毛的謙卑是出於不得已。但正是周的忍辱負重，才使他有保護一些好人和防止文革災難進一步擴大的機會。」
我非常理解這位老先生對周的感情，但我不同意他對周的基本判斷。正好手頭又有一則延安時期的資料，可以證明周對毛的效忠表演並非始於文革。
據高華先生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一書記載：1942年之後，在經過整風洗禮的延安，毛澤東在黨內的權力和聲望已經達到「如日中天」的程度，中共高層的各色人等懷著各自的目的，開始了一場向毛爭寵的效忠競賽，王明、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等留蘇派，周恩來、彭德懷等「右傾路線」的代表人物，企圖借吹捧毛而度過繼續挨整的難關；劉少奇等「毛派」也想借捧毛而更上一層樓。於是，延安整風的最好階段就由兩個方面構成：一方面是清算兩個宗派主義山頭──王明、博古代表的教條主義和周恩來、彭德懷代表的經驗主義；另一方面是發動中共歷史上的第一次造神運動。高華認為：在中共歷史上，此前從來沒有過頌揚領袖的傳統，而對領袖進行大規模頌揚始於四十年代的延安，毛澤東的同僚們率先對自己的同事毛澤東進行熱烈讚美，並迅速把毛捧為凌駕於中央集體之上的「尊神」。（見《紅太陽》P608）
在該書的記述中，捧毛的行列幾乎囊括當時的中共高層，劉少奇、朱德、彭德懷、陳毅、羅榮桓、陸定一、康生、王明、張聞天、博古、鄧發、王稼祥等等，周恩來當然不會例外。而且周捧毛的意義遠比其他人重要。高華分析說：「作為黨的幾個歷史時期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對毛表示心悅誠服，對其他老幹部將有著重要的示範作用，如今周恩來都向毛澤東表示了忠誠，黨內還有誰不能低下他們高貴的頭呢？」（同上書P614）
在毛被捧為黨內獨尊後，由劉少奇鼓吹的「毛澤東思想」也就成為全黨的「聖經」。毛在日常事務中與黨內其他同僚拉開了距離，毛的演講已經變成了「主教兼先知的佈道」，坐在下面聽講的黨內高官們則是信徒。美國記者白修德於1944年10月訪問過延安，他親眼見到過這樣的場面：「毛澤東發表演講，一班高級領導人聚精會神手執筆記本奮筆疾書，其狀況似一群恭敬的小學生在聆聽老師的教誨，而周恩來則坐在毛面前的『第一排，有意高高地舉持小筆記本，稍微有點晃動，引人注目地在記錄那篇偉大的講話，以便主席和所有其他的人都能看到他對偉大導師的尊重。』」（同上書P614）
看了這位洋記者當年的記述和高華先生的分析，再回頭看我對文革記錄片中的毛周關係的分析，大有異曲同工之嘆：周恩來對毛的效忠表演始於紅太陽剛剛升起的時期，在文革中達到高潮併進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化境。
周對獨裁官場生存術的嫻熟運用，正是周得以善終於毛時代的秘訣之一。
順便提一句，《紅太陽》一書，以其紮實的史料和清晰的敘述，向我們展示了毛澤東及其中共的本質特徵，我讀過該書後的第一反應，可以用十個字概括：「昨日小延安，今日大中國」。1949年後毛澤東統治所做的一切，不過是把當年的小延安擴展到今日的大中國而已。在毛中共的治下，小延安就是大中國的縮寫，大中國就是小延安的擴大版，二者的共同之處就是絕對的個人極權，以及為了達到個人極權而進行的清除異己、殘酷鬥爭和個人崇拜。
2003年11月8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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