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林：勞改後遺症

勞改是可怕的，彷彿是地獄旅行。中國勞改隊比但丁在神曲裡描繪的地獄還要可怕得多，尤其對於異常孤立的政治犯。除了生存的艱難，肉體的折磨，疾病的摧殘；還有精神的苦痛，心靈的煎熬，靈魂的悲愴。
沒有朋友，沒有同志。只有兩種人類渣滓：赤裸裸的禽獸和冷酷殘暴的專政機器，在這兩種禽獸的包圍下簡直無法保持正常的人性。不知不覺就中毒了，不知不覺就麻木了，不知不覺就殘廢了。
有一次洪哲勝告訴我，很多臺灣人不信任大陸人，認為他們是喝共產黨的狼奶長大的，獸性太多，人性太少。初聽令我驚訝，後來仔細反思確實如此。在很多我們沒有意識到的地方，我們的確是像野獸一樣無知無畏。
說中國是禮儀之邦簡直是白日說夢，當今世界最無恥最無禮的種族已經非中國大陸人莫屬。我們在這種豺狼當道野獸橫行的環境里長大，獨能出淤泥而不染，保持高雅純潔嗎？恐怕難乎其難！
以我的經驗，在勞改隊被折磨3年，出來後還得3年才能恢復，勞改後遺症很複雜。

首先是焦慮症。

中國勞改隊不是南非監獄，曼德拉始終受到人道待遇：可以閱讀全世界的報紙雜誌，可以與世界各地的朋友通信通電話，可以會見朋友，每週還可以和妻子同居一夜，僅僅是單純的監禁－身體活動區域限制而已。
而在中國勞改隊，你完全是抓來的奴隸，你沒有任何權利，你每天在恐怖和威脅下苟活。這樣久而久之便會患上焦慮症，出獄後不知所措，不知所以。抑鬱不平、怨恨他人、喋喋不休、一觸即跳、沒完沒了。
我們沉浸在沒人感興趣的激情裡，沉浸在自我肯定裡。的確，我們付出了巨大犧牲，在政治荒漠的大陸社會裏始終堅持理想，以獻身般的熱情矢志不移。
但我們出獄後首先面臨的冷酷現實是，中國人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幾乎沒人理會我們，沒有人憐惜我們，沒有人愛護我們，反而是一些特務和小人在處心積慮地尋找和創造一切機會來攻擊我們。這是我們根本沒有想到的局面，等我們意識到這些的時候，我們已經莫名其妙地身敗名裂了。
在勞改隊一年接受的信息可能還沒有在美國自由生活一個星期接受的信息多，我們無法處理，不能及時反饋，也會招致埋怨。

其次是自閉症。

勞教隊奴隸生活方式的絕對要求是你不能決定自己和他人的任何事情，甚至不允許你進行任何思考，每天24小時的每一分鐘裡都替你安排好了，連撒尿都必須經過批准。你只要像牛馬或機器一樣絕對執行命令就行了，否則就毒打你，用暴力威脅你的生命。
政治犯當然會全力抗拒，但只能坐在那裡在思想裡抗拒。抗拒勞動改造，抗拒思想改造，抗拒變成猿人，抗拒變成動物。
習慣上抗拒一切，敵視一切，最後就變成了與世隔絕的苦行僧，像中古時代歐洲坐在柱子上修行的的修道士一樣，只能坐在角落冥想。久而久之養成自閉的思維習慣，出獄之後聽不進去任何話，也不想聽別人說什麼，更不可能與人交流互動，這樣豈能搞什麼政治活動？

我在廣州勞教所裡仔細回想自己多年來的一言一行，發覺的確有嚴重的問題。1991年我第一次出獄之後，很久都還陷在89年時的狂熱情潮裡，沒有耐心聽任何人陳述，也讀不進去任何書和文章。不能連續寫100個字以上，莫名的煩躁令我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事情上。總是心煩意亂，總是一事無成，後來就陷入幾乎癲狂的境地。
92年以後我企圖從這種狀態下擺脫出來，結果從滴酒不沾轉入嗜酒成性，每天必須要喝一瓶白酒，然後興奮起來，窮吹濫侃，直到精疲力竭才能入睡。
一直到93年我才感到有所恢復，誰知94年又被抓進去勞教三年。97年出獄不久，一到美國我就忙個不停。在家門之外我是個活躍的民運人士，每天獨處室內我又在更嚴重的煩躁抑鬱裡掙扎。
十幾歲的時候我一天能讀一本書，回頭可以向別人複述讀過的內容。三十幾歲卻不能讀書了，也寫不了字，幾乎寫不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每天我坐在一把從大街上撿來的破椅子上，沒完沒了的抽煙喝酒，幻想怎樣摸到中共要害穴位，一個猛子扎進去，四兩撥千斤，一舉推翻共產黨。除了飢餓時不得不去買上一大塊三明治充飢以外，什麼事都是能拖就拖，不了了之。
這種心煩意亂的生活我幾乎無力擺脫。

2001年再次出獄後，我決心把一切都置諸腦後，平心靜氣，治療我的勞改後遺症。儘管新中國累計可能有數千萬這類患者，卻沒有一個醫生會治這種病，只能自療。
其實這也是中國社會嚴重的問題之一，那些嗜血如命的慣匪和現在全國城鄉的黑社會頭目和骨幹幾乎全是監獄培養出來的，都患有嚴重的勞改後遺症，但是無人治療他們，他們也根本意識不到自己有病。
我每天下棋散步睡大覺，心如止水。與朋友閑談也不再爭長短，世事無常，聽之任之。一年多之後，我果然感到有所恢復，首先是記憶力恢復了很多，不再拿東忘西；思維也連貫了，不再斷續；特別是能坐下來完整地讀一篇文章，甚至寫一篇文章了，我特別滿意。
願天下坐過共產黨監獄的人，特別是政治犯，都正視監獄後遺症，想辦法自療好。然後一切從頭開始！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
來日方長！

張林 2003－12－29

原載於《民主論壇》，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