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件肅反中的故事，那實在是冤枉了人，我是一直到1985年才覺悟的。楊述有一位堂兄，叫楊肆。年輕時數學極好，研究出一種破譯密碼的技術。抗戰初期，他原在國民政府交通部工作。後來抗戰展開，他到武漢，碰見楊述和他們這一大家子弟妹－－全是救亡青年。他說，想跟大家一起去延安。想積極為黨做貢獻的楊述，當即把這件事秘密報告了住在八路軍辦事處的李克農（中央調查部的），問共產黨需不需要這種人才。李克農當即表示：「好呀。叫他打到國民黨裡邊去，把破譯到的情報交給我們。不要他上延安。」於是，李克農親自秘密召見了這個人，佈置了任務，而且決定把他發展為共產黨員。這個人就此加入了軍統局戴笠系統，秘密為共產黨搞情報，如此一干數年，一直升到少將，戴笠始終沒有發現他的秘密活動。和他聯繫的共產黨人，只有當時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長周怡一個。這樣的單線聯繫，在周怡被調往延安之後就中斷了。他失去了關係，在那個特務系統裡繼續做破譯日本電碼工作。至解放前夕，他忍受不了，脫離了那系統，剛一解放就跑來北京找關係。周怡已死，楊述把這人又來的事情報告了李克農。李克農當即同意由軍委技術部錄用他，而且交代過：「可重新入黨。」可是沒過多久，肅反運動一起來，忽然聽說他以反革命罪被捕。我們簡直詫異萬分。是怎麼回事？後來，他又被定成戰犯，被拘押在徐州戰犯集中營里許多年。釋放回上海，無事可幹，只好到副食品商店當售貨員。他們技術部調查部，都是共產黨內的絕密部門，外人無從打聽，更無從過問。這時楊述和我就分析：此中必有特殊機密，那種部門既肯錄用他，忽又拘捕他，一定是發現了他什麼不可告人的壞事。他一向置身於戴笠系統，又脫離組織那麼多年。有一度他到我婆婆（他的嬸母）那裡去，曾有特務跟蹤過。後來他回重慶又沒事了。於是我們分析：可能是戴笠方面發現了他和共產黨有關係，所以才來盯梢；後來又能解脫開，準是他叛變投降，把黨的事情向戴笠交代了。這事我黨過去不知道，大概到建國後組織上才調查清楚。這可是件神秘而又機要的大案子！這樣越分析越像，我們始終對這種推理相信不疑，因此到楊述去世為止，我們一直對他冷冷的，也是這個緣故，他來北京，也不熱心招待他。
1984年初夏我為了改小說去上海，小說的背景牽涉到我婆婆那段生活，於是我去訪問他，問他那次到我婆婆家的事。他很坦率地說：是國民黨特務系統裡兩派之爭，兩派都想要他。後來他趕回重慶面見戴笠，戴笠一句話就把這事解開了。我一聽，已經有點感到他的事未必如我們過去的推測。此時潘漢年、楊帆等幾個「鐵證如山」的案子已經證明全屬子虛，我心中既無把握，也便懷著疑問告辭。
更沒有想到的是，1985年春，他的結論來了。那個結論本身很不公道（承認了他在李克農領導下做過地下工作，同時卻又說他身份是國民黨軍官，按投降起義論），且不去說，最令我吃驚的是，全部結論沒有一句是說他幹過什麼壞事或出賣黨的機密的罪行，他的全部罪狀只是在國民黨內所任的各級職務，別的什麼也沒有！沒有神秘，沒有機要！他們逮捕他只是因為他是一個國民黨的少將！看來肯定是那一年摘鎮反和肅反運動，凡夠「職務線」的一律或審查或拘捕，就這麼糊里糊塗讓他坐了這麼些年牢！
我覺得最慚愧、最對不起人的是我們那時那種分析，以及由於那種錯誤分析而對他採取的冷淡態度。全錯了！認友為敵，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對「組織上」的深信不疑。我也跟著對一個遭冤枉的人採取了打擊迫害的態度。更覺得遺憾萬分的是，楊述至死也不知道，年輕時曾影響過他的堂兄並未犯罪。他從前是對我講過的，最早給他進步書籍看的，就是這個在上海上大學，回鄉度暑假的四哥。他熱心介紹四哥去參加革命，但到最後卻完全相信了哥哥就是壞人。悲劇！無可挽回的悲劇！這悲劇，當然得由我們倆自己負一部分責，可是，能完全由我們負責嗎？
我心裏難過極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鬥爭哲學」？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心傷到如此程度！
(第二章 解放初期有那麼一點點運動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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