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我和一些投資人在中國大陸到處尋找新的投資機會。當時我剛從中國東北旅行兩個月，就又來到了武漢和一些當地的企業家談生意。
一日，我的秘書吳小姐因病在武漢的東湖賓館休息，我自己就和一些企業家及政府官員到一家武漢傳統名館－－「四季美」餐廳吃著名的湯包。在我的記憶中，那是一家極為破舊的木製樓房，走到樓上的時候，木製樓梯發出吱吱的聲音，地方也很小。就在吃晚飯的時候，秘書吳小姐趕了過來，告訴我說：「北京來電話了，趙紫陽先生要在明天和大家見面」。
聽到這個消息我非常高興，但當時已經是晚上七點多鐘，於是我連忙問：「是否準備了機票？」
吳小姐說：「現在已經沒有了飛往北京的飛機，連飛往天津的飛機也沒有，明天上午有飛機，但來不及，只好讓您趕火車了，但火車是否能保證有臥鋪也不能肯定」。
聽到這個回答，我有些失望。希望見到趙紫陽先生是多年的願望，幾次都因為各種原因陰差陽錯而落空，這次有機會怎麼可以錯過呢？於是說：你想些辦法，看看當地人有什麼辦法，實在不行就坐火車，連夜趕回去。
聽到我們的談話，一位與我們吃飯的三十多歲的女士插話說：你要是為了見趙總書記，我可以幫你想辦法解決飛機的問題。
我聽到後很高興，因為在此之前，這位女士曾將她以前和中共主席毛澤東的幾張合影拿給我看，並坦承她曾在北京中南海工作並侍奉毛澤東，也多次蒙受毛澤東的 「恩寵」。所以無論在軍方還是在地方都有相當的關係。儘管她這樣講主要是證明她有相當的人脈關係，希望我們投資合作。但在此時，她的表態和幫助對我卻是雨中送傘。於是我就試探著請她幫忙。
回到賓館後，我忙著收拾行李準備趕火車回京，就在這時，這位女士來電話告訴我說：「請您在半小時後到賓館門口等候，我已經和空軍聯繫過了，他們會去車接您，然後派飛機連夜送您到北京」。
坦率地講，當我聽到這個電話時，我非常的震驚，我很難想像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士竟然有這樣的能力，一個電話就可以調動空軍的飛機去送一位陌生的朋友。但事實上她確實非常有能力，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通過了誰，但武漢空軍的確動用了一家老式的俄國「伊爾」飛機將我連夜送到了北京。
大約在夜間一點鐘，我和秘書吳小姐兩人乘坐著震耳欲聾的「伊爾專機」返回了北京。休息了一夜，轉天與其它人一同拜見了趙紫陽先生。
第二天下午，我們一行十餘人拜見了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先生，趙紫陽先生先是介紹了一下中國的改革開放，然後就請大家談談在中國投資的問題。當時，由於中國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很多政策和法律對海外企業都有很多的限制，更有很多不明確的地方。於是就有幾位投資人談到了他們在投資中遇到的一些千奇百怪的事情，當然也有人藉機發了一些抱怨。趙紫陽先生聽了大家的意見，先是解釋了一番，然後就闡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在我印象最深的幾句話就是：「你們遇到的問題已經不是經濟問題了，是社會環境問題，這是政治問題。我黨對這些問題已經非常重視，我黨已經將中國的政治改革提到了重要的日程上來了，你們提到的問題將會通過整體的政治改革來完善，政治改革將解決現在產生的社會問題」（原話大意）。
一九九三年，由於某種原因，我被迫關閉了在中國大陸某地的合資企業「X三井物產有限公司」。在成立新的企業時，我給這家企業起了一個新的名字：「紫陽企業公司」。在我起了名字後，我就告訴了我的一位在中共X機關報擔任負責人的兄長。當時，這位生病中的兄長聽了後沉思了很久，問我：「你為什麼起這樣的名字？沉默並不一定就是忘記……」
企業名字報到了地方工商局，當天並沒有什麼反映，但當我的職員去領取工商執照的時候，負責的官員對我的職員說：「名字必須要改，這個名字不能用，你們不要找麻煩，我們也不想找麻煩……」
紫陽，從那時起，我知道了這個名字在中國已經成為了禁忌詞。
一年前，流亡美國的中共高級官員金堯如先生逝世的時候，我作為守護在他身邊的晚輩，受到了其家人的委託，向全球的金堯如先生的朋友通知消息。當時我一時無法聯繫到李普先生的女兒－－康梅大姐，於是就將電話打到了國內，逐一通知金堯如先生的生前好友。趙紫陽先生在得知金堯如先生逝世的消息後，一陣的嘆息。然後就請家人將早年金堯如先生送給趙紫陽先生的一幅字畫找了出來，掛在前廳，以示紀念。
數日前，當我在工作中聽到了新聞播報趙紫陽先生逝世的消息時，我非常的震驚，連忙打電話到海外和國內證實這個消息，但不幸的是，我無法聯繫到任何可以證實這個消息的人。不久，有朋友以肯定的口吻告訴我說：「那是個假消息」，但趙紫糲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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