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印度 誰能笑到最後？

中國和印度是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兩個國家的人口約佔當今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同時，一個時期以來，這兩個人口大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在全世界也屬上乘。中國自從一九七八年以來，年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高於百分之九；印度啟動改革的時間比中國要晚一些，但是自一九九二年辛格政府推行改革以來，十多年來經濟增長的年均速度也高達百分之七以上。與過去十年間世界經濟百分之四點五的平均增長速度相比，尤其是與發達國家百分之三點六左右的平均增長速度相比，兩個國家的強勁發展勢頭，的確令人刮目相看。

雖然中印兩國仍然是不發達國家，他們的人均國民收入至今仍然在世界排名表上敬陪末座，但是，他們進入國際市場的強大態勢，尤其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已經給世界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不少人認為，這兩個國家如果能夠維持目前的增長態勢，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不可阻擋的亞洲世紀。

由於中國和印度是鄰國，他們的發展水平多多少少也處在同一個層次上。一方面使得人們自然而然地要對這兩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和前景作些比較，另一方面它們之間也能感受到相互競爭的壓力。

本來，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和印度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相當。但是，一九七八年幵始的改革和幵放政策使得中國在過去二十年的第一輪賽跑中處於領先地位。中國當前的人均國民收入大約是印度的兩倍。外國在華的直接投資更是大大高於在印度的投資。中國在世界商品市場上的比重已經達到了百分五左右，是印度的六倍。

但是，中國在賽跑的第一圈領先並不意味著中國可以保持領先的地位。不少有識之士已經注意到，雖然在製造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硬體方面，中國具有明顯的優勢，但是印度在包括資訊產業和金融業等在內的服務業、在獨立而且完備的法律制度建設等軟體方面則大大領先中國。

尤其是那些構成經濟發展的瓶頸和威脅社會政治穩定的社會矛盾，在中國要比在印度更為突出。環境污染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世界衛生組織列出的十大污染最嚴重的城市全部都集中在中國。如果按照將對環境問題包括在內的綠色國民生產總值來計算，中國每年從經濟增長中得到的好處無法彌補對環境的破壞。顯然這樣的增長是無法持續的。

從社會分配來看，貧富收入懸殊的問題在中國也更加突出。以收入最低的百分之十的家庭收入佔全社會收入的比重來衡量，中國只有百分之三點四，而印度則為百分之四點五。按照衡量收入差距的吉力指數來衡量，中國官方發表的指數為零點四六，而印度則為零點三五。不僅從居民收入差距絕對水平上看，中國要高於印度；而且從動態發展看，過去十多年來，印度在緩慢地改進，而中國則在急劇惡化。

中國和印度之間的比較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角度。從工業發展政策上看，中國比印度要更加幵放，尤其是對吸收外資、參與國際競爭等方面，中國的步子要快得多。正是這一點，帶動了中國製造業的發展，提高了中國製造業商品的國際競爭力。這一點，印度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向中國學習，在吸收外資、幵放商品市場等方面進行多方面的改革。由於印度具有價格低廉的勞動力，可以預見，只要印度堅持這個改革的方向，印度製造業高速發展的時代一定會到來。

從社會政策和政治制度上看，中國未來的不確定性則遠大於印度。印度的民主政體、獨立的司法系統等已經確立，印度具有悠久的歷史，但是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則是上個世紀才發生的事。但是，民主制度在印度已經經受了考驗，並且紮下了根基。正是由於這樣一種民主制度，使自然災害頻繁的印度得以避免發生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以千萬計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歷史慘劇，也避免了導致全民瘋狂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千古笑柄。過去十年，印度的高速經濟發展又粉碎了民主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夢囈。

從短期看或者從一個一個的具體專案看，一個民主的政體和嚴格保護私有產權的法律制度似乎會妨害某些建設專案的進展。例如，要在印度建設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樓會牽涉到一家一戶的艱苦談判，征地和拆遷的成本也會比中國搞出許多。但是，少數官員藉此中飽私囊、千萬居民無處伸冤的可能性也比一個極權國家要小許多。因此，由此產生的社會大規模動盪以至全面崩潰的可能性也要小許多。

總之，印度實現持續高速發展的障礙是技術性的，雖然也牽涉到各方面利益的調整，但是總體而言是可以通過調整政策來解決的；而中國保持高速增長的障礙是根本制度性的，比起單純政策性調整而言，要困難得多。而且，時間拖得越久，積累的問題就越多，解決起來就越困難，對未來經濟發展的阻礙就越大。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