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經濟在原有體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長動力實際上已經衰竭，與此同時，地方政府賴以推動經濟發展的金融資源被全部上收，這種情況下，引進外資便成為各地方政府維持本地經濟增長的幾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進外資作為一種國家戰略也受到了毫無節制的鼓勵。對地方政府官員個人來說，不惜一切引進外資是風險最小、收益最大的——這是90年代中期之後FDI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背景。引資之風刮得最為熾熱的長三角，地方政府甩賣式的競爭達到了非常慘烈的程度。
蘇州是中國吸引外資最為成功並將這個戰略發揮到極至的榜樣，為此，蘇州獲得了一系列的讚譽和政治上的獎賞，但蘇州為此付出的代價卻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蘇省政府的內部刊物披露，蘇州的土地開發成本為每畝20萬元，但為了引進外資，卻將地價壓至每畝15萬元。惡性競爭的驅使下，周邊的吳江、寧波、杭州地區只好將地價壓到每畝5萬元的超低水平。由於地處相鄰，號稱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這種殺價競爭。在上海郊區，每畝土地的價格壓至5-6 萬元。如此，就出現了GDP不斷增長，但招商用地價格不斷下滑的怪現象。在蘇州昆山，每畝工業用地的價格從01年的9.5萬元降到02年的8萬元，再降到 03年的6萬元。對這種降價，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一位負責人說，我們不降就失去競爭力。這位負責人顯然是誠實的，但這種誠實卻將中國FDI中的競次邏輯暴露得相當徹底。
FDI上的競次雖首先表現在土地的甩賣上，但決不僅表現在土地上。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資，採取的都是組合性的競次策略，意味不僅在土地上讓利，還要在財政，甚至金融上補貼。同樣是長三角地區，零地價、送廠房、政府指定銀行配套貸款(比例為1：1甚至1：2)、五免十減半等政策傾銷已經成為這個地區常見的引資組合，有人形象地將此稱之為政府的割肉比賽。當然，政府本身是無肉可割的，這些所謂肉其實都是本國人民的福利。以犧牲本國人民的福利換取 FDI的觀賞性指標，對政府官員及FDI的投資者來說都是淨收益，但對本國人民來說，則是純粹的賠本買賣。
信息技術革命的強大滲透力、歷史終結的想像，使上個世紀末期的這一次全球化浪潮獲得了巨大的動力，其無遠弗界的擴散性與上個世紀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語。於是，藉助資本流動、貿易及隱藏於其後的規則和制度的擴散，資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場理想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初現輪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這個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與發端於80年代的中國轉型在時空上重疊匯聚，其結果是，資本和貿易的全球性布局，不僅作為一種背景，而且作為一種現實的力量，深深地捲入了中國的轉型。換言之，中國的轉型已經不再是關起門來的轉型，而是一種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內容的轉型。中國正處於一部完全陌生的歷史之中。作為一種獨立於主權國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滲透進了中國轉型的幾乎每一個層面。
當十幾年前對普通中國人來說還僅僅是夢想的汽車已然進入中國家庭，當中國人像世界公民一樣在第一時間分享著發生在遙遠他國的新聞事件，當政府官員、學者、企業家熟練地談論著國際慣例的時候，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也無論是在個人層面還是在政府層面，我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經成為中國轉型中一種無形但卻巨大的推動力量。這種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國轉型中一個非常值得觀察的面向。加入WTO的4年之中，中國融入全球化進程也全速推進，在一片中國威脅和中國世紀的驚呼聲中，中國作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開始愈發清晰。
然而，事實果真那麼確定無疑嗎？經過學者和政府官員十數年誨人不倦的啟蒙之後，「競爭」一詞，終於成為中國人生活中的核心詞彙、經濟哲學。一般的理解中，競爭是一個比誰更優異的競優過程，其刺激創新、激勵進步的作用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但這種理解遺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當多的情況下，競爭可能導致正好相反的結果。它不僅不能使競爭參與者變得更優異，而且會使他們放寬自己的道德約束，不擇手段，從而取得競爭優勢。個人、團體間的競爭如此，國家間的經濟競爭同樣如此。全球化時代，國家在經濟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的辦法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加大經濟活動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國人民福利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活動的生產率。
而另外一種相反的辦法則是，以剝奪本國勞動階層的各種勞動保障，人為壓低他們的工資，放任自然環境的損害為代價，從而贏得競爭中的價格優勢。後一種辦法被形象地稱之為競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線的競爭。顧名思義，在競次的遊戲中，比的不是誰更優秀，誰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誰更次，更糟糕，更能夠苛待本國的勞動階層，更能夠容忍本國環境的破壞，一句話，是比誰更有能力向人類文明的底線退化。以競次手段所獲得的所謂競爭力，其內裡是一個民族向道德野蠻狀態的復歸。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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