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出版的《檢察日報》12月26曰刊登題為《「山寨文化」的內憂外患》的文章，「山寨」一詞指的是與仿冒的改頭換面的有關商品和事物。文章描述了中國社會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拿著「山寨手機」、看著「山寨明星」、坐著「山寨轎車」、聽著「山寨《百家講壇》」、憧憬著「山寨春晚」......彷彿一夜之間，「山寨」充斥耳間，而且含義也在擴大，從商品到文化，「仿製」的本義被無限擴展，只要稍有雷同或相似，都會被冠以「山寨」之名。
文章以中國大陸流行 的「山寨手機」為例說，中國廠家拼裝的「山寨手機」有四大特點：1「外觀極其新穎，2功能極其豐富，3價格極其低廉，4質量極其不可靠」。假冒名牌的「山寨手機」以裝配大屏幕、高像素攝像頭、多喇叭和低廉的價格正在與大品牌廠商分庭抗爭。
文章還談到了目前中國大陸民間惡搞的「山寨春晚」的火爆，作者認為，面對毫無新意、壟斷性的央視春節晚會，民間的「山寨文化」具有反權威的特點，通過惡搞、模仿和搞笑等手段，進行消解娛樂，極具草根性和民間智慧，契合了當前大眾文化的勃興。這種「山寨春晚」不用理會生硬的條條框框，不用忍受怪異的煽情、虛偽的面具和無奈的裁剪，有人認為，「山寨春晚」具有徹底回歸聯歡晚會的娛樂本質。
北京大學的夏業良教授對於目前中國日趨流行的「山寨文化」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公眾和社會對於傳統與官方文化的認知正在發生變化，「山寨文化」體現出了多元化和個人價值的回歸：
「在中國傳統和非傳統、主流和非主流以及官方與民間這樣的一些概念，過去大家的認知和今天的認知已經不一樣了。我們過去習慣於用一種聲音，用一種正統的思維方式，要求全體人民來服從。最高的領導人喜歡什麼，並不代表老百姓就喜歡什麼。就像當年毛澤東喜歡什麼文學作品，全國人民只好跟著喜歡。如果他不喜歡的東西，大家就沒辦法去欣賞。所以，我覺得『山寨』這個詞並不完全是貶義的。在有些方面用也許是帶有貶義的，比如說是假冒偽劣產品等等。但如果從文化的角度來探討山寨文化的話，就很正統，這是一種多元化和個人價值的一種回歸。」
上海《東方早報》在12月25日也刊登一篇題為《山寨文化是一種範式轉換》的文章。對於「山寨文化」的討論，目前中國大陸輿論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認為，山寨精神是一種平民精神，是帶有顛覆與挑戰性質的草根大眾對正統社會、正統文化的反抗。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山寨產品是中國市場體系劣質化的標誌，山寨文化是一種以模仿為核心內涵的文化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知識產權的侵犯。北京作家凌滄洲認為，「山寨」一詞模糊了假冒偽劣產品的實質，中國社會更多的是需要提倡公民文化、真誠文化：
「這是中國社會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過去中國社會講『欺騙』很準確，比如說講『假貨』非常準確，就是指假貨。山寨文化的出現和中國社會整個的虛假是連在一起的。『三鹿』奶粉也可以說我們不是假奶粉，我們叫問題奶粉，是山寨奶粉。大陸的傳媒人就很少用『毒奶粉』這個詞，用的都是『問題奶粉』。山寨文化的出現是一個超壓抑社會的產物。我覺得它可能──並不是一個概念，這並不是一個好的現象。我覺得中國需要提倡的是公民文化、真誠的文化。」
中國大陸山寨文化的火爆覆蓋的範圍很廣，有模仿明星的「山寨明星」，模仿新聞聯播的「山寨新聞聯播」，還有惡搞的「山寨歌曲」等。對此《檢察日報》的文章強調，人們在鼓勵和欣賞「山寨文化」的創新性與批判性的同時，也要遵守不違法、不侵權的「山寨文化」應有的法律底線。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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