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人物話當年：周鋒鎖回顧六四事件（圖）

為紀念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和六.四事件二十週年，自由亞洲電臺邀請當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參與者，講述他們的親身經歷。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話當年》節目裡，本臺記者林坪採訪了89年學生領袖之一週鋒鎖，回顧他 在六.四事件前後的親身經歷，以及過去20年中國的民主進程。

圖片：89年學生領袖之一週鋒鎖（本人提供）

周鋒鎖1989年是清華大學物理系本科四年級學生，在學生運動中組建 "學運之聲"廣播站，傳遞廣場信息，救助絕食學生。5月20號北京宣布戒嚴後，周鋒鎖任北高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後在5月31號辭職，

" 辭職是因為，當時我跟北大自治會主席楊濤，我們在北高聯反覆通過了讓學生撤離廣場的決議，但是（5月）26號到28號在廣場沒法實行，我覺得這個運動快要進入一個人氣會散掉的局面，也很痛心，但是沒想到後來會鎮壓，就是覺得這個人氣散掉了，覺得當時我能做的很少，就辭職了。"

周鋒鎖說，6月1號到3號，他都在清華校園，本來打算4號去內蒙古旅行，但是6月3號的一個消息讓他隱約感到政府可能要開始鎮壓學生，於是在3號下午重返天安門廣場，

"3 號早晨我們聽到，廣場附近，2號晚上3號凌晨有一次很突然的進軍，有一輛裝滿武器的軍車被送到學生手裡，學生把軍車送到了公安局，並留了收據。因為我很小的時候，我就注意到，四.五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時候，中共鎮壓的過程就是從誣蔑老百姓燒軍車開始，我當時意識到這是個鎮壓的信號，所以6月3號下午，我和清華籌委會的一些人去了廣場。我們到廣場的時候聞到很濃的催淚彈的味道，大概下午4點鐘左右，從那開始衝突越來越血腥、激烈，大概晚上8、9點鐘，不停的有軍隊衝過來，有坦克、裝甲車衝過來，9點以後就開始聽到很重的槍聲，開始得到很多死難的消息。當時我們一直在天安門廣場，大概最後有3000多人，清華同學大約有100多人，都是從紀念碑下最後離開。我們覺得廣場是最危險的地方，儘管在那之前，我們是希望大家撤退的，但是在這個鎮壓的時候，因為我們知道有很多人為著我們在外面抵擋，我們當時還是非常想在那裡能夠堅持下去，無非就是想表達一下我們的心願，就是我們並不是不會被嚇走，但是後來我們沒想到在外圍犧牲的市民和學生是最多的。"

周鋒鎖回憶說， 6月4號凌晨4點半左右，他被趕下紀念碑，

"我是最後被趕下紀念碑的幾個人之一，當時還有劉曉波的太太，還有人大的一個女教師。我們被趕走是因為，周圍開槍的子彈打到紀念碑上，他們很快衝上來，用槍托砸我們，後來我們知道他們一開始是想抓我們學生骨幹，後來覺得人太多，沒辦法，就驅趕。我離開的時候我身後就是坦克。"

如果學生在戒嚴後撤離廣場，是否會避免六.四的慘烈結局？周鋒鎖表示，

" 實際上這也是這些年我每天都要面對的一個問題。我也經常回想，作為學生領袖，不管當時是不是自己覺得是，實際上我一直沒有覺得我是一個學生領袖，我們是不是盡了我們所有的力量，保護所有的同學了，我們是不是能夠讓事情的結局不一樣，這當然也是我一直回想的一個問題。對我個人來講，我對於所有的死難者，還是有一種虧欠吧，這也是我的動力，也是每年盡力尋求真相，為六.四死難者尋求正義的一個動力。因為畢竟我們作為學生領袖，是站在前面的，很多事情的確是受我們的影響的。另一方面，鎮壓本身來講，我們是受害者，沒人想到政府會動用坦克、衝鋒槍來對待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直到我看到我們清華有死難的，在木樨地看到很多的死傷者，我都沒法相信這種血腥的鎮壓。而且這麼多年，我們也慢慢的對於中共鎮壓的過程有一些瞭解，第一就是，6月3號開槍，絕不是6月3號做出的決定，作決定其實最早鄧小平冒出‘流血'這兩個字，就是‘用20萬學生的生命換20年和平'，這是在 4月25日，鄧小平就講出來了，所以他整個計畫，包括他調動20萬的軍隊，圍攻北京等等，都是經過周密計畫的，屠殺絕對不是偶然的。"

六. 四後，周鋒鎖被列在遭政府通緝的學生領袖名單中，6月13號在西安被捕，後被關入秦城監獄，沒有判刑，1年後獲釋。周鋒鎖說，出獄後，北京市政府和安全部門怕他的自由化思想影響其他學生，不許他回清華上課，要把他流放到河北陽原5年，後經清華校方交涉，改為3年。周鋒鎖91年從清華拿到大專文憑，離開了河北陽原的水泥廠，後在國內經商。他曾獲得美國大學的物理專業獎學金，但中國當局拒絕發給他護照，未能成行。94年底中國當局突然又給了周鋒鎖護照，他在 95年1月抵達美國， 98年獲得芝加哥大學MBA（商業管理碩士）學位，現在美國舊金山灣區從事金融分析工作。周鋒鎖從2007年起擔任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主席，並在2007 年與趙京共同設立了"人道中國"組織。談到中國實現民主的希望，周鋒鎖表示，

"短期看來這個情況不容樂觀，因為中國政府的高壓的確前所未有。現在我看不出任何這個政權會改變的跡象。當然我們一直相信，中國民主的將來，在於一個社會根本的改變，在於建立一個公民社會的基礎，包括言論自由、人權法制等根本的框架。在海外，我們有一些海外的優勢，但最大的問題是離開了中國的土壤。我相信，中國民主的問題將來對世界會有巨大的影響，這個改變不可能依靠外部環境，必須從中國內部來，但是現在，我們看不到從上而下的改變，很可能是從自下而上，但我們並不清楚從下而上會以什麼樣的方式發生。"

周鋒鎖為中國政府封殺言論自由感到擔憂，他認為，即使在一黨專制的體制下，相對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是通向民主轉型的根本，否則中國可能會以非常激烈的方式實現社會轉型，現在的執政者到時也必將成為受害者。周鋒鎖認為，中國的執政者必須從現在開始尋求整個社會的和解、民主化，才可能在將來為自己留有生存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