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郭點評：全世界共產黨政權第一個崩潰的是波共政權。波蘭工人階級不屈不撓英勇頑強的不斷抗爭，以及瓦勒薩領導的波蘭團結工會及波蘭天主教會功不可滅。所有的共產黨均自吹其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世界各國共產黨暴政的罪惡史充分證明：共產黨其實是工農階級最大的死敵！共產黨是專工農階級的政！
有一種說法六四天安門屠城對促使蘇東共產黨暴政解體有功，其實不然，因為波共早在1981年團結工會成立後即被迫不斷與工會談判，特別是在1988年8月-1989年3月間波共當局被迫與團結工會進行園桌談判，並達成於1989年6月4日舉行大選的協議，波蘭人民在該日經大選而終結了波共暴政；同日在中國北京卻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天安門屠城，約3000-30000多學生與平民慘遭中共暴政毒手。波共之所以被迫妥協讓步放棄權力，根本原因在於波蘭工人階級不怕犧牲，英勇頑強爭權的鬥爭，特別是異議知識份子及天主教會皆積極參與團結工會活動使之實力強大；蘇共總書記哥爾巴喬夫的改革與開放政策，並不再干涉波蘭內政則是波蘭政治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必備條件；波蘭軍方統帥由於天良未泯，出於人道主義，拒絕波共高層多數要求派軍隊鎮壓的指令，是極重要的原因；此外波共領導人雅魯擇爾斯基將軍的明智理性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波共暴政與所有共產黨暴政一樣，是依靠蘇聯紅軍的非法暴力奪取政權，依賴恐怖暴力鎮壓維持權力，未取得人民的真實同意，因此始終不合法；本質上則是依賴秘密警察特務恐怖暴力謊言欺騙術一黨專制獨裁治國，波共奪權伊始即建立起數十萬人的秘密政治警察系統，對各行各業的全體波蘭人進行無孔不入的普遍恐怖迫害。全國成人1/3共計560萬人被國安部秘密政治警察列入黑名單進行嚴密監控；自1980年始，波共改用滲透及建立假反對派組織的方式企圖操控誤導反對派。特務頭子庫溶（Jacek Kuron）建議「不用去摧毀這些組織，組織你自已的。」僱用大量線人打入團結工會。但決不能因此而說：「團結工會最黑！」是波共特務黑是共產黨黑而決非團結工會黑。吾以為徐水良先生之「海外民運最黑，部分國內民運最黑」之說，實在糊里糊塗，應屬嚴重誤導公眾的謬論。
表面上看，似乎波共解體有其主觀意願妥協和解讓步的一面，而實質則是波蘭工人階級和異議知識份子及天主教會長期堅持不懈的反共抗暴爭權鬥爭的必然結果。波共自1953年斯大林死後，對民眾的鎮壓呈漸漸弱化的趨勢，從普遍恐怖，至普遍迫害，到普通迫害，降至選擇性迫害，再到有限迫害，進而被迫談判妥協讓步放棄獨裁專制權力；且對政治反對派的屠殺及所判刑期遠比中共對相同性質的反抗者的大規模屠殺及所判重刑為輕，表明波共實質上相對較中共及亞洲共產黨暴政不那麼野蠻殘暴；而且波共僅對波蘭人民實施過一次公然搶劫：即搶劫富農財產。而中共則對中國人民持續進行了三次公然大搶劫：搶劫地主富農資本家的財產變成所謂國有資產（實為黨有）、搶劫國有資產變成中共官僚特權階級的私人財產、破壞污染中國生態環境搶劫中國人子孫後代賴以生存的環境資源。波蘭人90%以上是天主教徒，而絕大多數中國人是無神論，特別是被中共強制洗腦變成的唯物無神論者，其中不乏極度無知且狂妄之徒。因此，中國的自由人權法治憲政民主之路特別艱難是必然的；中共暴政決無任何可能進行任何實質性政治改良，凡我國人應當早日認清中共暴政這一流氓本質，任何與中共共生共榮的想法，若非中共流氓克意誤導，便是思想糊塗之士的一廂情願，或是別有用心者的故意幫閑，至少也是政治上的嚴重弱智；唯有全民團結組織起來抗爭爭權，唯有發展壯大人民自已的力量並堅持不懈英勇抗暴爭權，才能終結中共暴政，才能迫使中共暴政妥協讓步最後放棄獨裁專制特權，全體不願意做奴隸的中華兒女都應當思考：中國人應該怎麼辦？！
2010年3月7日第209個反中共極權專制暴政爭自由人權民主絕食爭權抗暴民權運動日
1．波蘭簡史
1772-1795年，波蘭被三次瓜分，每次沙皇俄國均參與分髒；波蘭人於1830-1863年起義反抗俄國侵佔，但均被殘酷鎮壓；從此上流社會和波蘭天主教神職人員均積極參加反抗外國入侵（無論沙俄還是普魯士）的愛國和抵抗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曾欺壓波蘭長達一個世紀的德國、俄國與奧匈帝國三個帝國的崩潰，為波蘭的浴火重生，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提供了歷史性的良機。但獨立的動因與蘇聯革命的目的立即發生了衝突。
1920年廈，列寧下令紅軍入侵華沙，遇到波蘭全國性激烈反抗而未果。由於斯大林的疏忽大意，導致紅軍慘敗，托洛斯基和圖科契夫斯基(Tukhachevsky)元帥等批評了斯大林，後來皆被斯大林假公濟私報一箭之仇而喪生。1921年蘇聯被迫簽署有利於波蘭的里加（Riga）條約。
1921年波蘭參與抵抗運動的波蘭貴族、軍人和教會，從此被蘇共領導人，尤其是斯大林深惡痛絕。波蘭人，無論是否具有蘇聯國籍，皆飽受斯大林恐怖的全部災難：抓間諜，滅富農，反宗教，民族和種族清洗，大清洗，邊境地區及紅軍本身的清洗，幫助波蘭共產黨奪權的「和平」運動，所有恐怖的形式包括強迫勞教，處死戰俘，及對標上「社會危險分子」的大規模強制驅逐等，波蘭人皆首當其衝。
2．蘇聯共產黨對波蘭共產黨人的迫害
1924-1929年數百名波蘭人被羅織間諜罪名處決，其中僅有極少數人確實涉嫌。在蘇聯反宗教運動期間，數萬名天主教徒受迫害，其中幾十人被殺或失蹤。雖然與蘇聯鎮壓東正教相比，波蘭天主教受迫害似乎並非太嚴重，但造成構成社會文化和心靈生活基礎的教會消失，幾十萬波蘭農民教徒深受其害。70萬波蘭農民有20%被劃歸富農，另21%劃為準富農，在烏克蘭，波蘭人的反抗尤為激烈，蘇共當局不得不用暴力鎮壓，僅1933年，波蘭裔人口的居民即下降了25%。
1933年8月15日-9月15日，蘇共當局以「波蘭軍事組織」間諜和破壞滲透活動為名逮捕了20名波蘭共產黨員，包括波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逮捕潮隨之而來。該軍事組織成立於1915年，旨在抵抗奧匈帝國和德國的侵佔，1921年業已停止活動，1933年早已不復存在。該組織成員多為左派波蘭社會主義黨人，部分分裂成波蘭共產黨。儘管如此，幾十人被逮捕、錯誤指控並處死，其他人或死於獄中，或在大清洗中喪生。
1935年9月在莫斯科、蒙斯克（Monsk）和基夫(Kyiv)新一輪逮捕潮又起。1936-1938年大清洗期間，蘇共逮捕在秘密警察系統（NKVD）工作的波蘭人，從最基層直至最高層，數百名波蘭裔，其中許多波蘭共產黨領導人，被誤控、酷刑和強迫認罪。1937年8月11日，蘇聯秘密警察頭子愛佐夫簽署了項第00485號逮捕令：
（1） 立即逮捕POW活動分子；
（2） 所有仍留在蘇聯的波蘭戰俘；
（3） 所有波蘭難民，其抵達蘇聯的日期在所不問；
（4） 與波蘭交換而來的所有政治移民和政治犯；
（5） 前波蘭社會主義黨人及所有反蘇維埃的黨員；
（6） 地方反蘇維埃分子和波蘭民族主義者；
（7） 首先逮捕在秘密警察部門，紅軍，軍工廠和所有其他部門中，諸如鐵路、交通、航空、能源、海運部門中的軍事機關工作的波蘭人。凡屬前者一律判死刑，立即執行；凡屬第二類一律判處五至十刑。
1938年11月15日，蘇聯NKVD秘密警察和人民委員會作出決定：鎮壓清洗波共領導人。波蘭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共46名委員和另外26名沒有投票權的侯補委員被處死。1938年7月10日，NKVD的一份報告稱：134539名波蘭裔囚犯，40-50%（即54000-67000人）被處決；倖存者被驅逐至卡扎克斯坦（Kazakhstan）。波蘭人佔在大清洗中犧牲者總數的10%，佔全部少數民族被清洗的犧牲者的40%。
3．1939-1941年期間的強制驅逐
1939年8月23日，蘇德簽署互不侵犯條約，將波蘭劃分為各自利益範圍。1939年9月14日，斯大林簽署進攻波蘭的命令；三天後紅軍大舉入侵波蘭。宣稱解放被波蘭法西斯佔領的西烏克蘭並將其並入蘇聯。
1939年9月19日，新任蘇聯秘密警察頭子貝利亞（Beria）在秘密警察總部內依第0308號令專設「戰犯」部，10月初25000名波蘭戰俘被強迫修路；12000名戰俘送至工廠強迫勞動；還有數量不祥的波蘭戰俘被關進分布在各地的古拉格系統監獄。1940年2月底，6192名波蘭政治活動家，8376名波蘭軍官被拘押。1940年3月5日，經貝利亞動議，蘇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三個地區的囚犯，及在烏克蘭西部的監獄關押的11000名波蘭人適用「最高懲罰」（即死刑）。該建議被斯大林，伏洛希洛夫元帥(Voroshilov)，馬庫洛夫(Merkulov)，米高楊(Mikoyan)立刻批准。加里寧(Kalinin)和卡崗諾維奇(Kaganovich)亦缺席同意該屠殺計畫。
1940年4月3日-5月13日，所有的囚犯被分小組從獄中提出，共4404名囚徒從科茲勒斯克（Kozielsk）提出至卡特涅（Katyn）集體槍決，群體埋葬。在斯塔洛比勒斯克（Starobielsk）3896名囚犯被拉至位於卡爾基夫秘密警察總部集體屠殺、群體埋葬；6287人被拉到秘密警察在加里寧的總部集體屠殺，其死屍體被群體埋葬於效外，共計14587人被屠殺。
第三類是波蘭抵抗運動成員，軍官及國家機關或地方政府高級官員及各類地主，質言之，所有被視為「社會危險分子」7305人中的絕大多數均被處決。他們被埋葬於何處，迄今未知，僅知道3405人處死於烏克蘭，另3880人處決於貝洛路西亞（Belorussia）。
德軍入侵蘇聯後，絕大多數囚徒均面臨滅頂之災。僅西烏克蘭一地約6000人被屠殺；數百名試圖越獄者被群體屠殺，另有714人（其中500人從未受審）被負責運送的司令官下令群體屠殺。
依據蘇聯人民委員會1939年12月5日決議，第一波強制驅逐始於1940年2月10日。依NKVD統計共14萬人被驅逐，其中82%是波蘭人。從烏克蘭和貝洛路西亞被強制遷徙至俄國北部的科米共和國（Komi）和西伯利亞西部。
1940年3月2日開始新一輪強遷。這次是針對囚犯的家屬（甚至丈夫或母親已被處決者）以及「社會危險分子」。依NKVD的數據表明約60000人被強遷，幾乎都遷至卡扎克斯坦，他（她）們均蒙受極為惡劣的生存條件，因飢荒和寒冷不少人因此喪生。
1940年6月28日-6月29日，啟動第三波強遷。這次是針對所有1939年9月以前不是居住於蘇聯合併之波蘭領土上的波蘭人。約80000名波蘭人被強遷，其中84%是猶太人，他們如果逃過了1941年廈納粹死亡集中營的話，全部被關入古拉格集中營。
最後一波強遷始於1941年5月21日，按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旨在清除邊境和巴爾迪克（Baltic）地區「不受歡迎的人」，主要是被判處20年以上徒刑的囚犯，共計86000人，不包括愛莎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婉人。
依NKVD自已的數據，上述四波強遷總數達330000至340000人。若加上其他可獲取的數據，共有40萬至50萬人被強遷。在蘇聯統治波蘭東半部的兩年期間，約一百萬人（10%的波蘭人）直接受到各種迫害：處死、監獄、集中營、強遷、強迫勞動等。不下三萬人被處死，9-10萬人死於集中營或強遷途中。
1944年1月4日-5日，第一支蘇聯坦克部隊越過1921年確立的蘇波邊界線。1944年7月20日，6000名波蘭抵抗運動成員被捕，1000人逃亡。1944年8月1日，約25000名戰士，其中300名軍官被捕繳械並監禁；1944年底，超過17000人被捕，4000人被驅逐至蘇聯邊遠的監獄。1945年1月至1946年8月，3400名抵抗運動戰士被捕，大多數人入獄，其餘的被送交波共政府。此外47000人被拘留審訊。至少25000至30000名市民被從波美拉尼亞（Pomerania）和塞勒西亞（Upper Silesia）強遷至蘇聯，包括15000名礦工，被強制送至西伯利亞礦區。
4．群體恐怖（1944-1947）
波蘭共產黨政權是建立在蘇聯紅軍基礎之上的。波蘭共產黨領導人皆受過NKVD/KGB的專門訓練，波共依賴秘密警察系統實現黨國控制。波共建政同時即建立起波蘭安全部，其核心由數百名顧問組成。波共黨員人數很少，根本沒有機會通過民主選舉上臺執政。因為多數波蘭人傳統上即對蘇俄沒有好感而素懷敵意。特別是「解放」帶給波蘭人民的痛苦的經驗，反對蘇維埃化的力量來自抵抗運動，地下政治團體，法律界人士及最有實力的波蘭農民黨。
5．秘密警察特務統治
波共欲鞏固政權，其首要任務在於摧毀一切反抗力量，才能建立蘇聯模式的黨國體制。1945年下半年，波蘭安全部已有20000名幹部（不包括警察）及一支由30000名裝備精良的士兵組成的內務部軍隊。針對反抗運動的戰爭極血腥和殘酷一直持續到1950年代。因其中摻有大量蘇軍和蘇聯秘密警察介入，故波蘭歷史學家不承認這是內戰。
安全部使用各種手段滲透、預防，擁有良好的通訊和武器裝備，還有蘇軍和克格勃協助，其物質力量佔絕對優勢。依安全部負責清除反共勢力的第三處統計：1947年衝突造成1486人死亡，而波共僅136人喪生；1945-1948年期間，8700名反波共政府人員被屠殺，絕大多數是由安全部秘密警察干的；1947年4月至7月，在波蘭的14萬烏克蘭人，被驅趕至德國領土。
安全部的記錄表明：大量欺詐手段運用於1947年1月的假選舉，在大選期間秘密警察逮捕了數千名反對派人士，1946年1月僱用了17500名線人，最突出的特徵在於濫用野蠻暴力。1947年約32800人被國安部第三處逮捕，而負責保衛工業部門的第四處逮捕了4800人；在選舉前一週，國安部、軍警、克格勃和軍隊逮捕了50000至60000名農民黨活動人士。其間發生了許多謀殺事件，有些則是地方波共支部干的。
6．司法黑暗，酷刑普遍
波共審訊通常特別殘暴。毆打和酷刑非常普遍，拘禁條件極其惡劣。莫克扎爾斯基（Kazimierz Moczarski）是波蘭抵抗運動戰士，被波共判無期徒徒刑，他後來獲得自由作證說：「自1949年1月9日至1951年6月6日，先後受到49種酷刑和毆打，6年零3個月被剝奪放風走動的權利；2年零10個月從未洗過澡，4年半被單獨關押，切斷與外界的一切聯繫，沒有家人的任何消息，沒有書、信，報紙。」
波共的理由很簡單，任何人不與他們合作，便是反對他們。波蘭共產黨領導人本身決定各主要審判的判決。司法獨立被破壞無遺。1948年3月15日被判死刑，同年5月25日被處死的皮雷克基（Witold Pilecki）是一名地主和官員，參加過1920年抵抗蘇軍的戰鬥；1939年他組建了一支騎兵隊加入波蘭軍隊抵抗德國入侵；1940年他主動提議，並經波軍最高指揮官授權，故意讓德國人逮捕，被關入惡名昭著的奧斯維茲死亡集中營，以便在集中營中建立起秘密反抗網路；1943年4月他逃離集中營，立即積極組織「獨立網」抵抗運動，隨後參加波蘭華沙起義；後參加安德將軍（Ladislav Ander’s）領導的第二軍團。1945年他回到波蘭參加地下抵抗運動，組建了一個小型高效的情報網路，蒐集國家布爾什維克化的情報送交安德將軍。1947年5月5日被捕，隨即被處死。1990年恢復名譽。
7．國家恐怖主義
東歐各國經歷相似了改革：由共產黨取締社會主義黨，建立共產黨一黨專制的黨國體制，中央計畫經濟，加速工業化的五年計畫，農業集體化，強行反對教會，群體恐怖遍佈全國。1948年後，波蘭國安部用恐怖手段控制整個社會，製造普遍恐怖，任何人，包括共產黨的領導人和政府官員，均可能突然成為安全部門嚴密監控的對象，成為黨國體制的受害人。
斯大林號召：「加強階級鬥爭」，波共則改為：「加強革命控制」。1948年波共像蘇聯反托洛斯基派，東歐反鐵托主義一樣，發起「批判民族主義分裂右派」運動。結果波共總書記哥木勒卡（Wladyslaw Gomulka）與數萬名黨政幹部一道被清洗。
在一個普遍迫害的黨國體制中，共產黨人較其他人受到的迫害相對較輕。波共受害人數也相對較少。國安部將矛頭指向軍隊，大抓間諜，重點是職業軍官。因此，國安部與軍事情報處聯手逮捕了數百名軍官，隨後審判處決了20幾名軍官。不久數十名國安部的高級官員也被關入了監獄。
由於哥木勒卡從未交付審判，波蘭蘇維埃化並無任何主要作秀審判。而匈牙利有在布達佩斯的（Laszlo Rajk）秀審；捷克斯洛伐克則有在布拉格的（Rudolf Slansky）秀審。
1945-1953年期間似乎每個人都可能隨時被捕入獄：政治局委員，前政府官員，將軍，AK軍司令員，大主教，抵抗運動（先抵抗德國後抵抗蘇聯）戰士，拒絕集體化的農民，發生爆炸的礦山礦工，寫不滿標語的少年等皆在逮捕之列。任何反抗的潛在力量皆被清除；所有自由行為全被禁止，該黨國體制普遍恐怖的主要作用在於向全社會傳遞一種永久性恐怖的情感。
8．特務線人遍佈全社會
貝茲皮爾卡（Bezpieka）國安秘密警察撐控全部主要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全權，是該期間的主要特徵之一。1949年廈，原有的74000名情報人員，已不再能滿足社會安全之需，於是在所有的工業企業中建立起小型的安全組織（即RO），數年內已有600多個RO；自1951年至1953年，每年被捕的5000至6000人，主要是由RO執行的，其擁有最大的情報網路共約260000 人。工廠若發生任何故障或停產，皆自動被視為破壞及顛覆的結果，因此大量無辜工人被捕。
國安的主要目標是地下武裝，包括前軍人，從西方歸國的抵抗運動戰士，軍官，政治幹部及戰前的官員。1953年1月，波蘭國安將520萬人列入黑名單（佔全國成年人的1/3），儘管早已消滅非法組織，政治審判卻持續上升。由於各種「預防措施」，導致囚犯人數劇增。1950年10月，因「K行動計畫」一夜之間逮捕了5000人；1952年超過21000人被逮捕；依官方數據，僅1952年下半年便有49500名政治犯；1953年甚至還有2500名少年政治犯。
9．公然搶劫富農財產
在農村，由於未能交足夠的定額，數千名農民被捕。國安和警察執行這種政治計畫：首先逮捕富農，即便他們交足了定額；他們要等待數週後才被審判，其麥子，生畜和其他財產全部被沒收；絕大多數審判皆羅織投機倒把，黑市交易和流氓等罪名。1945年至1948年，10900人被送入強制勞動集中營。1949年至1952年，增加至46700人；至1954年總計84200人。
10．迫害天主教會
在清除了所有的反對派後，天主教會成為僅存的獨立機構。1948年後，對教會的監控日益加強；教會不時成為攻擊目標。1950年開始逮捕大主教；1953年9月，卡茲馬瑞克（Czoslaw Kaczmarek）大主教被判20年徒刑；超過100名牧師被捕入獄。耶和華見證人被視為美國間諜，成為特殊攻擊目標。1951年超過2000名神職人員被捕入獄。
11．政治迫害漸漸減弱
1953年底開始（即斯大林死後）監獄條件有所改善，酷刑少了些，名聲過壞的看守被開除。1954年9月12日，自由歐洲電臺報導前國安第十部副主任斯洛伊亞德羅（Jozef Sloiatlo）投奔自由。數週後，內政部合併國安部，同時增加了公共安全委員會，5名國安部副部長被迫辭職。
1953年12月哥木勒卡獲釋，同時他的專案調查組長羅章斯基（Jozef Rozanski）入獄。1955年1月日波共中央委員會指責國安部凌駕於黨之上，犯了嚴重錯誤，一些國安行刑員被捕，國安人員也被削減。然而所有這些改革僅是騙局。1955年仍然有30000名政治犯在獄。前部長雷科維茲（Lechowicz）同年下半年受審；政治局委員斯比查爾斯基(Marian Spychalski）被關押至1956年4月才受審。
對政治迫害的真正減輕始於1956年蘇共20大及總書記比爾魯特（Bierut）死後，赦免了許多政治犯，但仍有1500名政治犯在獄，有些人獲平反，檢察總長和司法部長皆被撕換。安全機關開始喪失其特權，有些秘密線人亦開始淡出。不過波共的策略未變。安全部門仍然對原先的目標監控，監獄僅空了一半。數千名審訊員仍繼續忙碌，普遍恐怖體制僅是規模略小了。它們已達到目的：最堅決的反對派基本上業已被處決。
11．選擇性迫害時期（1956-1981）
此期國安的策略稍有變化。國安將監控轉向法律界，地下反抗運動，天主教會和知識界。1956年第二波工人起義在東歐各國出現。數萬名工人罷工，街頭抗議，遊行示威，攻擊一些公共建築。波茲那（Poznan）起義是唯一的一次由抗議者一方首先開火的事件，波共的反應非常殘暴，總理宣稱：「暫斷任何反對‘人民民主制度的手’」，軍隊在坦克掩護下開進，結果約70人被殺，數百人被捕，幾十名抗議者被審判，但判決在此解凍期相對輕些。
1956年10月19日-21日，第八屆波蘭工人黨中央大會結束不久，KISP被撤銷，國安部並入內務部，國安人員裁減了60%，國安線人60%被解聘。在工業企業內的安全組織PS被壓縮，調查員減半。最後一批蘇聯顧問撤回蘇聯，由一個克格勃官員取代。國安部重新審查陳案，許多猶太裔的安全官員被撤職，由年青人取代。不過，波共黨的領導人，包括復位的哥木勒卡總書記卻反對審判這些人。
1957年2月初，國安部長維查（Jerzy Wicha）重申「加強階級鬥爭」。此後一直到黨國體制壽終正寢，國家，軍警，宣傳部一直處於矛盾衝突之中。
20多年的沉默，平靜和組織良好的工作偶爾被罷工、暴亂打斷，形成黨國迫害體制的基礎，這種由大量線人，先進的控制手段和設施及通訊監視構成的控制系統，逐年逐步完善。
1970年新的國安SB重點監控經濟目標，由波共黨組織控制，將不稱職的經理撤換，取代逮捕工人。國安現在擁有決定頒發護照權。因而人人願意合作，以便獲取護照。因此國安能夠輕易地獲悉研究所，工廠，商業和大學的所有各類信息情報。逐漸但系統地秘密警察SB重建了其線人網路，尤其在敏感領域。在與天主教會的鬥爭中，內政部於1962年設立了一個特殊部門，很快就有了數百名僱員。1960年上半年，警察組織了好些針對教會的攻擊，除了法院判決以外，數百人被歐打，許多人被罰款。SB周秘滲透公開組織，地下非法組織及政治反對派組織。知識份子被嚴密監控，1960年整個年代，不時用隔離逮捕等方式，對付異議人士。最著名的案子是旺科維茲案（Melchior Wankowicz）他是個擁有廣大讀者的老作家，國安監控共產黨異議份子最嚴密。
1970年，地下政治組織露斯（Ruth）運動48名成員被捕，其領導人被判刑8年。波共使用暴力鎮壓手段從未停止過。
波共總書記哥木勒卡恢復權力後不到一年，當年青人上街抗議關閉波普洛斯塔（Po Prosta）週刊（該刊在1956年在施壓改革方面起了相當作用），幾十人被歐打，10人被判刑。1968年罷工和示威遊行非常普遍，抗議被非常野蠻殘暴鎮壓，2700人被捕，1000人被羅織五花八門的罪名判刑；幾十人被判重刑；數百人被強征入伍再訓練。
1970年12月，工人罷工，45名工人被殺害；數千名工人被軍警暴打，時常是在警察局內，但無人被波共當局起訴，所有被拘禁者全被釋放。
1976年，在數個城市發生工人罷工，約1000人被捕，數百人被罰款，幾十人被判刑。隨後的審判，被指控的工人家屬，青年軍人，異議知識份子，引發了公共知識份子主導的大規模人權運動。結果成立了工人抗辯委員會和捍衛人權和公民權運動等反對派組織。
當局選擇拘留相關人員48小時，開除其公職，使用心理壓力，沒收複印設備，拒絕護照申請等手段。秘密警察SB迅速發展了一個巨大的線人網路。1979年經濟部特別委員會恢復，旨在預防反抗運動漫延至經濟領域。
1980年中旬，新罷工浪潮興起。強硬派仍佔波共高層；但沒有人願意承擔用暴力鎮壓罷工的責任。1980年8月28日，波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被要求參與鎮壓的軍隊數量不足以應付時局，也不願意面對幾十萬來自數百家工廠的罷工工人。與1956年，1970年，1976年對付罷工的手段不同，庫溶（Jacek Kuron）建議「不用去摧毀這些組織，組織你自已的。」亦即共產黨開始組建自已的假民運組織，以便撐控和誤導民運方向。
12．瓦勒薩的波蘭團結工會 ：全國大罷工
波蘭是東歐各國受共產主義危害最大的國家。除了1956年罷工騷亂之外，又經歷了1968年，1970年1月和1976年三次大規模罷工示威動盪。但前幾次大罷工均無法與1980年1月開始的幾十萬工人大罷工相比，因為1980年正式成立了波蘭團結工會。而且從開始直到1981年12月初宣布全國實行軍事管制時，波共政府承認團結工會是合法組織。由於物價上漲40-60%，工會與波共當局談判要求增加工人工資。波共當局同意予不同工種的工人不同的補貼標準，期望由此引起工人內鬥。但團結工會堅持一體解決，不允許按不同工種不同標準，製造新的不平等。工會認清了共產黨的目的後，舉行總罷工。
1980年8月中旬，波蘭列寧造船廠工會首先組織工人罷工，抗議管理方開除工會領導人，數日後，其他兩個鄰市工人亦罷工，並提出21項要求。工人還設立廠際罷工委員會，亦即團結工會的萌芽。波共總書記基爾雷克（Edward Gierek）拒絕了工人提出的21項要求，罷工於是漫延至全國。此時基爾雷克擬推出一替罪羊，因此他將總理開除。試圖用大棒加胡蘿蔔政策，平息風波。因此，他一方面承認該廠際罷工委員會合法，同時威脅蘇軍會干涉，並逮捕了一些領頭的異議知識份子和工人。該大棒政策進一步激怒了工人，導致更多工廠工人罷工。雖然多數波共高層領導人主張派軍隊鎮壓，但軍方將領卻警告說：他不能保證軍隊會忠於共產黨，而可能會支持工人。此種情況下，波共同意與工會罷工領導人瓦勒薩談判。數日後，雙方簽署甘斯克（Gdansk）協議。基爾雷克辭職，於9月讓位於卡尼亞（Stanislaw Kania）。9月底罷工領導們開會設立團結工會，而政府試圖加強迫害罷工工人，團結工會因此號召舉行總罷工（持續14個月的一系列罷工中的第一個）並堅持直至波共失去耐心；1981年10月，波共新任總書記雅魯擇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與團結工會領導人瓦勒薩（Lech Walesa通譯瓦文薩，但並不準確）舉行了一次會談，11月又與波蘭天主教會領袖格倫波（Capdinal Glemp）討論解決方案，共產黨要求工會協助解決經濟危機，工會要求如果一個全新的獨立於共產黨的實體得以合法建立，才能協助。結果談判失敗，促使團結工會更加激進，最後導致雅魯擇爾斯基宣布實行軍事管制，工會受到比以前更嚴厲的迫害；但直至1982年10月工會仍未被禁止。
波共用同樣的策略對付瓦勒薩團結工會（Solidarity trade union）在其內部組建分部旨在削弱聯盟，漸漸將其控制在波共手中。正如1940年代在民族團結陣線所做的那些。波蘭國安一直系統地滲透團結工會，到1981年廈天，僅在華沙一地，便有超過2400名國安線人打入團結工會，國安採取了一系列試探性挑釁，以判斷團結工會的反應。逮捕工會會員48小時不提起指控，用暴力清空被工會佔領的建築。1981年2月已準備好擬逮捕者的名單，監獄也作好了接收他們的準備；但是波共中央決定繼續施用騷擾和挑釁的策略，不時用便衣襲擊工會會員。波蘭國安初始相當被動，後來得到東歐各國國安的援助才得以強化。1980年波蘭工人罷工後，東德國安史塔西亦在華沙設立了一個行動組。在克格勃統一指揮下，東歐各國國安配合行動，早在幾年前便已開始。(388)此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81年12月初，警方反恐分隊突破團結工會華沙支部的罷工十天後，於12月13日晨，波蘭宣布開始實行軍事管制。
13．國家的戰爭：全面鎮壓
隨後精心準備的大規模軍警開始行動，超過七萬名士兵，三萬名警察，1750輛坦克，1900輛裝甲車，9000輛軍用卡車和數十架直升飛機和運輸機投入行動。旨在中止罷工，恢復正常生產生活，排除團結工會的任何反應。切斷電話線，關閉邊境和加油站，嚴厲的誡嚴，強制固定的檢查，十天後，罷工和遊行終止。14人被殺，數百人受傷，約4000名工人被捕，第一批審判組織者被分別判三至五年徒刑，最高判十年；所有的被告均由特別軍事法庭審判，負責審訊任何抵抗軍事管制的行為。整個期間蘇聯，東德，捷克斯洛伐克，的軍隊亦整裝待命，隨時準備當罷工示威轉變成全面起義，波軍無法有效鎮壓時出手相援。
鎮壓的第二波是拘禁反對派人士和團結工會的活躍人士。1981年12月13日夜開始，數日內，根據該簡單的行政決定，5000人被隔離關押在各主要城市效外的49個拘留中心；主要目標是使團結工會癱瘓，撤換其領導人，安排國安線人充任。經12個月的關押，原則上秘密警察SB未使用禁止性手段（即酷刑），而是用暴力威脅利誘的說服方法。SB還加緊僱用線人，並時常用恐赫家屬的方式，盡力勸工會軍事人員移民國外。
1981年10月18日，雅魯擇爾斯基（Juruzelski）始任波共總書記，兼任國防部長，不得不處理黨內強硬派，強硬派組織自衛小組（雖然並沒有人攻擊他們），並裝備重型武器。他們要求普遍恐怖，認為普通鎮壓因不適用死刑，太仁慈因而不能接受；但波共高層主要領導人此時決定反對採用強硬派的主張。他們決定緩和緊張衝突局勢，儘管採用此政策，波共當局還是強制鎮壓了1982年3月1日至3日和1982年8月31日團結工會組織的兩次公開示威遊行。62人被殺害，數千人被捕，數百人受審判；有些工會領導人被判五年徒刑；此後波共中央決定於1982年12月關閉各拘留中心，1983年7月22日正式結束軍事管制。但此時仍有1000餘名政治犯系因地下工會活動，地下印刷，傳播禁書及文藝作品而被關押；波共當局亦開除了許多人的公職，包括眾多記者共有1000多人失去工作。
自1970年代始直到1981年，內政部即設立第四部，主要負責對付教會和其他類似組織，在軍事管制後，其監控對象擴大至包括團結工會，該部特工實施了一系列攻擊工會財產的行動；波共特務燒燬工會的建築，燒燬工會會員的小汽車，歐打工會活動人士，發送死亡威脅信，發布偽造的短文，假的地下刊物，他們還用安眠藥及毒品讓受害人上隱後，將其拋棄在遠離城市的荒郊野外，數人被打死，其中一名中學生（Grzegorz Przemyk）被打死在警察局內。尤其以1984年10月19日謀殺神父波皮埃魯茲克（Jerzy Popieluszko）最為著名。官方說辭是基層人員自發乾的，該案直接責任人受到了追究懲罰；但還有好些謀殺牧師及與團結工會有聯繫的人的事件，罪犯未受任何追究。
在軍管首日的暴力衝突和1982年至1983年全面鎮壓示威後的時期，標誌著更加有限的迫害。團結工會活動分子知道，即使被抓也僅會判幾年刑，且不時會赦免政治犯，這個階段的進化，表明波共黨國體制已漸離開斯大林原教旨。
14．從停火到停止抵抗（1986年-1989年）
1986年底在蘇聯哥爾巴喬夫推行的開放和改革政策（perestroika and glshost）及波蘭經濟停滯影響下，雅魯擇爾斯基試圖與反對派達成某種妥協。1986年9月11日，內政部長基斯擇扎克（Kiszezak）宣布解放剩下的225名政治犯。如今波共當局面對的已不是數百名軍人，而是數萬名反抗的軍人。1988年初，在第一波罷工後，鎮壓重新加強，但8月26日，波共當局宣布開啟與團結工會的談判；1989年1月18日總書記雅魯擇爾斯基敦促波共中央委員會與團結工會談判。最後達成1989年6月4日舉行大選的協議。
雖然國安官員們對此種進展感到喪氣，大多數安全官員仍遵守紀律，其中有些人試圖阻止官民雙方達成協議。1989年1月兩名基層團結工會工作的牧師被暗殺；但迄今不明是否內政部第四部所為。
1989年6月4日大選及隨後馬佐維爾基（Tadeusz Mazowiecki）政府就職，內政部和國防部長仍由先前的人控制；1990年4月6日，國安部SB被解散，並由國家保衛局（UOPC）取代。
在波蘭，共產主義制度從未取得任何合法性或法律基礎，因為其既非基於國際法，也不是建立在其自已的憲法之上，作為一個在1944年-1956年誕生的犯罪實體（criminal entity）該體制經常準備訴諸大規模的野蠻暴力（包括軍事暴力）。
15．波蘭政治民主大革命
1989年1月18日總書記雅魯擇爾斯基敦促波共中央委員會與團結工會談判。開啟了政府與反對派之間園桌談判。2月6日，波共當局與其反對派瓦勒薩團結工會，開創了一個其他東歐各國隨後跟進的談判先例。波共政府採取了第一步，逐步取消放棄自已的權力。這一步的性質決定了革命將主要是和平的。唯有羅馬尼亞齊奧賽斯庫拒絕承認，更不用說與反對派談判，導致暴力革命爆發，結果齊氏夫婦被革命法庭處死。3月，波共政府正式將（Katyn）大屠殺的罪責歸因於蘇聯；團結工會被重新承認為合法組織；擬大改經濟體制，決定於1989年6月4日舉行全民大選，議會一半席位將自由競選。引進兩院制立法機構，並賦予羅馬天主教會完全的合法地位。
1989年6月4日大選結果團結工會贏得99個席位，35名波共政府侯選人僅2人入選；然而波共及波蘭政府50年來第一次接受了這一羞辱。7月4日，波蘭恢復了與凡帝崗的外交關係。
雅魯擇爾斯基在團結工會議員主動缺席以示尊重的情況下獲得多數票，繼續擔任國家元首，兼任軍隊總司令。為使政教分離，他隨即辭掉波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總書記之職。瓦勒薩無疑是選舉的勝利者，他拒絕將團結工會帶入聯合政府，兩個月後，同意支持馬佐維爾基（記者兼工會活動家）組建新行政當局。在新總理見證下，逐漸解除各項共產主義制度。
1989年12月29日，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廢除一黨領導地位；恢復市場經濟，波蘭停止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馬列主義被拋棄，共產黨本身消亡。
1990年馬佐維爾基政府頒布實施了五十個法令改革警察權力，司法體制，媒體和地方政府。1990年1月，波共自行解散，重新組建了社會民主黨。後來成為民主左派聯盟的中堅力量；雅魯擇爾斯基總統認識到若不當總統能活得更長壽且更自在，故請求縮短他的總統任期，並獲得國會批准，故他於1990年12月卸任。
1990年7月新政府通過了《私有化法》，76000家國有企業轉成聯合股份公司，出賣給公眾、團體或公司，包括外國人。這一大膽政策的代價頗高，1990年通貨膨脹高達550%，次年大幅降低，1992年再降至43%，1995年再降至20%。迅速改變工業結構造成當年產值下降3%，次年下降13%，失業者1991年底達12%，後連續四年達15%。
1991年3月巴黎俱樂部成員國減除了波蘭一半債務；而美國則免除了波蘭29億美元的4/5的債務。
1990年下半年開始，波蘭經濟持續穩定併進入高增長；至1996年廈，法國總統已談論波蘭將於2000年加盟歐盟。
1990年4月蘇聯承認(Katyn)屠殺是蘇維埃干的。1995年4月俄國葉利欽總統與瓦勒薩總統一道出席屠殺遺址悼念活動。
馬佐維爾基政府與瓦勒薩之間的關係不久便趨緊張化，瓦勒薩要求對共產主義的追究應當更嚴厲些，以便加快改革步驟。
1990年11月因雅魯擇爾斯基總統提前辭任，波蘭提前舉行了第二屆選舉，由於第三侯選人意外地將馬佐維爾基擠至第三名，同時因瓦勒薩未獲法定最低要求的選票，在第二輪投票時瓦勒薩以74。75%的高票當選民主波蘭第二任總統。1995年11月瓦勒薩總統敗給竟選對手卡斯涅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且由於輸得太慘，以致他未出席後者的總統就職儀式，表明瓦氏紳士風度不足略有遺憾。無論如何，瓦勒薩是給蘇聯式的共產主義黨國體制棺材敲進第一顆鐵釘的標誌性人物，在世界歷史中自有其不容抹殺的光榮席位。
（ 共產黨暴政罪惡實錄系列評論之十 虐殺成性的柬普寨共產黨暴政
共產黨暴政罪惡實錄系列評論之十二 蘇聯共產黨暴政的滔天罪行
//m.yaggayow.com/node/340764 ）
本系列編譯主要參考資料：（1）Stephane Courtois, Nicolas Werth, Jean Louis Panne, Andrzej Pacxkowski, karel Bartosek Jean Louis Margolin,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rzej Paczkowski, Poland, the Enemy Nation《波蘭：敵國》，作者是波蘭科學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及波蘭內務部檔案委員會成員；（2）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作者是哈佛大學歷史教授；(3) Leslie Holmes, Commu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作者是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政治學教授；(4)Robert Harvey, A Short History of Communism, St.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4.作者是英國下議院議員，專攔作家，〈經濟學人〉雜誌副主編；（5）R.J.Crampton, Eastern Europe Twentieth Century and After,2ed,(London 1997); 作者是牛津大學東歐歷史系教授。（6）Geoffrey Hosking, The Awakening of the Soviet Udition, enlarge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作者是倫敦大學東歐研究所教授；（7）Michael Harrington, Socialism Past and Future,(New York 1989)作者是美國當代主要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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