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上班不久,退休的先生從skype上送來了李普伯伯去世的消息。上網一看,悼念的文章已如冬日的晶瑩雪片,紛紛揚揚。無法繼續工作,打開一頁空白的word,寫下這幾行紀念的文字。
第一次見到李普伯伯是在一九七九年的五月份,我的父親李銳剛剛平反覆出不久,我和丈夫巴悌忠也從陝西的三線工廠回到了北京。那次是時為四川飯莊的老闆娘(父親他們當年確是如此稱呼)、綽號「機關鎗」的一位老太太作東,請了幾位湖南老鄉為父親接風。有黎澍、於剛、曹瑛,還有李普等四對夫婦。父親和黎澍與李普年輕時在湖南地下黨一起辦過報紙,跟於剛在湖南和延安一起呆過,同曹瑛是解放初期在湖南省委的同事,他們的友誼是年輕時建立的,沒有為黨內鬥爭所玷污,依然純潔。黎澍和李普都沒有去過延安,一直在「白區」工作,我印象中,他們身上官氣不多,特別是黎澍伯伯,完全是一個知識份子學者的模樣。
那天大家真的是高興,我過去從未見過如此開懷的這樣一群老小孩子。父親看著朋友們劫難之後,夫婦相濡以沫,竟然不顧一切地高呼起來:「我要一個老婆,你們幫我找一個老婆啊!」李普伯伯後來真是將此事放在心上,曾想為父親跟於藍牽線。不記得是於藍沒有意思,還是父親覺得大概與演員難以相合,反正沒有下文。
二○○四年李普的夫人瀋容阿姨去世了,父親對我說,追悼會那天他好難過,看到李普趴在瀋容的遺體上說:「瀋容我不哭、我不哭呵。」然後哇哇地嚎啕起來。有一天晚上,李普伯伯突然給父親打來電話:「李銳,我難過啊,我難過啊,我想瀋容啊!」說著、說著在電話那邊嚎啕地幾乎窒息。父親一時慌了手腳,說: 「我們馬上來,我們馬上來啊!」他和玉珍媽媽匆匆上車趕了過去。談了很久,李普伯伯才漸漸平復。
提這兩件事,只是想說,父親和李普伯伯是無話不談的思想上的朋友,也是相互體貼的感情上的朋友,這在共產黨人中彌足珍貴。
我最後一次見到李普伯伯,是今年春天回國出差,父親的老哥們聚會,李普伯伯和他的新老伴兒謝阿姨也去了。李普伯伯席間話語很少,整個兒變了一個人,只是悶頭吃飯。我心裏難過,想讓他高興。因為李普伯伯和瀋容阿姨幾年前送過我一本他們合著的《我們只舉行過一次婚禮》,我很快看完向他們「匯報」我的讀後感時說:「我喜歡瀋容阿姨的文筆,李普伯伯您差遠了,您的文字太呆板。」李普伯伯並無不悅,瀋容阿姨可是高興極了,說:「李普,怎麼樣?我的文字可比你的強!」因此我這次說:「李普伯伯,我看了您最近刊在《爭鳴》上的短文,我真是喜歡,您的文章真是比過去棒多了。您寫您父親的那篇,在鄉間路上,父親對您揮手:你走啊,你自己走好啊!我看了落淚了。」這是實實在在的心裏話。李普伯伯高興地笑了:「南央說我的文章好,南央說我的文章好了!」「哈哈!」我又看到了瀋容阿姨在世時的那個快樂的李普伯伯。只是這歡愉沒有維持多久,他又進入了沉默。
李普伯伯有一句話讓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真正的振聾發聵。那是二○○一年夏天,我和女兒一起去看他們夫婦。聊天間我問:「我知道唐榮枚在美國入了教會,戈揚也很痛苦,她們都覺得自己一輩子走錯了路,浪費了一生。你們怎麼看自己的一生呢?是不是也覺得自己一輩子都白活了呢?」瀋容阿姨想也沒想:「白活了,我一輩子都白活了。白白當了一輩子共產黨的宣傳工具,沒有做過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我當時愕然極了,根本沒想到瀋容阿姨會對自己的一生作這樣徹底的否認。但是又感慨她言語間只流露出憤懣而沒有傷感,這讓我釋然。否則我這個問題讓她難過得幾天無法入睡,我該如何擔待得起呢?李普伯伯沒有接腔,我隨即轉向他問道:「李普伯伯您呢?您也和瀋容阿姨一樣嗎?」李普伯伯滿臉通紅,一聲大吼:「共產黨不亡,天理不容!」我真的是如五雷轟頂,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李普伯伯那張如孩童般純真的臉上寫滿了我不能徹底領悟的悲傷、絕望和憤怒。那張孩童般清澈卻又飽含著歲月滄桑的面容,我這一生至此只見過那一次。我一直想把李普伯伯的這句話公之於眾,但是怕給他帶來麻煩。現在他走了,我可以說了,僅此一句話,李普的晚年光彩照人。
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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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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