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新年的神韻節目中有一幕是以教室為背景，黑板上貼著八個大字「業精於勤 行成于思」。熟悉中華傳統文化的人都知道這來自於韓愈的名句「業精於勤而荒於嬉；行成于思而毀於隨。」
神韻藝術當前就是在復興中華神傳文化，將之弘揚於全世界。因此神韻中所用的一切，無論是服裝還是道具，也無論是歷史故事還是舞臺背景都是很有講究的。將來神韻藝術光大全球之後，人們會知道，這句話能夠為神韻所用是韓愈莫大的榮幸。換個角度看，歷史就是一臺戲，無論是韓愈這個角色還是他所留下的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為後世神傳文化之復興所作的鋪墊。
韓愈，字退之，世稱韓昌黎（祖籍郡望為昌黎），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唐代著名的文學家、詩人、思想家，與柳宗元同為古文運動的倡導者。
歷史上的韓愈是一個多姿多采的人，實在很難用一句話來概括他。你能夠想像一個副部長級的高官，同時是韓寒那樣粉絲眾多，廣受歡迎的文壇領袖，又是一個仰望星空的詩人，還是一個特立獨行，對皇帝的既定方針「說三道四」的思想家嗎？如果再加上他在任地方官期間卓著的政績，在一場重要戰爭中的幕後參謀角色，以及單槍匹馬說服一支叛軍的外交能力，這個人的一生是不是一個傳奇？那麼讓我告訴你，韓愈就是這樣一個傳奇人物，被後世尊為韓文公的他至今依然在潮州被奉為偶像，那裡還有供奉他的廟在。蘇東坡在《潮州韓文公廟碑》對韓愈的評價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
韓愈一生最大的成就在於文學與思想，因此本文從這兩個側面來簡要勾勒韓愈的面貌，即作為文學家的韓愈，以及作為思想家的韓愈。
作為文學家，韓愈最重要的成就是倡導古文運動，否定當時流行已久的駢體文。所謂的駢體是一種文學形式，簡而言之就是過於講究文章的形勢，要求對句工整，用詞華麗，同時符合格律。駢體文對作者遣詞造句的技能要求非常高，好的駢體文是一件精緻的藝術品，大家不妨去看駱賓王的《討武瞾檄》以及王勃的《滕王閣序》，那都是駢體文的傑作。
然而正因為這種文體對形式美的要求太高，所以就很難做到內涵美與形式美的完美統一，而作文者也往往因注重形式美而忽略了內涵，易流於華麗空洞的文字堆砌。即使是駱冰王和王勃這樣的文章高手，一生中也很難寫出更多的精品。反觀唐宋八大家，他們的精品文章就非常多，尤其是韓愈和蘇軾。這與他們選擇散文這種體裁有很大的關係。由於在文章的形式上限制少了，所以不需要在形式美上下太多的功夫，凡有感而發，以他們的水準，往往信筆寫出來就是一篇佳作。韓愈長於由事悟理，蘇軾長於觸景生情，所以韓愈的文章往往是由生活中遇到的事而領悟到普遍之理，蘇軾的文章經常是由所見到的景象而抒發的真摯高尚的情懷。
韓愈與柳宗元都提倡文以載道，即注重文章的思想性，把內涵美視為比形式美更重要，這與過去重形式而輕內涵的駢體文正好相反，實際上是對當時的文風，也是世風的一種矯正。大唐文化的風格是大氣磅礡的，同時也是華麗濃厚的，這一點在初唐與盛唐的詩歌中，從敦煌唐代壁畫和塑像中表現得很明顯。然而物極必反，到了韓愈和柳宗元的時代，出現了過於浮華的傾向。
文由心生，文風是內心世界的表現，同時也會反過來影響人的內心。作為文學家，韓愈和柳宗元深知文風對世風影響之重要，所以他們就想通過改變文風入手，潛移默化地改變浮華的世風，使之復歸於古代的淳厚質樸，這就是古文運動的由來。因此古文運動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場文學運動，對韓愈和柳宗元來說，它更是一場思想運動，只是以文學的形式來推動而已。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韓愈為何對皇帝大張旗鼓迎佛骨的做法「說三道四」，以至於遞上那引起軒然大波的《諫迎佛骨表》了。
中國向來是一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的國家，當時的迎佛骨類似於現在的唱紅歌，都是最高統治者所熱衷的，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你可以想像現在一個副部長級高官公開站出來反對唱紅歌，要求國家領導人下令禁止唱紅歌，焚燬水晶棺材裡的毛澤東屍骨，摘下天安門城樓上的老毛畫像嗎？韓愈當初就是這麼做的。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時任刑部侍郎的韓愈為何對皇帝迎佛骨的熱情不以為然，甚至不惜犯顏直諫？這就不能不說到韓愈作為思想家的另一個側面。韓愈最大的成就在於深厚的文學功底與深邃的思想水平的完美結合，扭轉了當時注重形式美而忽略內涵美的文學風氣，為後世開闢出一條文以載道之路，即以文學這種形式來表達作者對「道」的認識和感悟。
作為思想家的韓愈以尊孔孟，闢佛老而聞名，即推崇他所稱之為「道統」的孔孟之道而排斥佛教與老莊之學。「道統」這個名詞就是韓愈所創造的，可以理解為文化的血統，或者超乎人世間的更高層面的法統。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道」的文化，而這個「道」超出了人世間的範疇，將天地人三才都包括在內的。
韓愈認為孔孟所宣揚的仁義之道才是中華文化的主流，才是最純正的華夏文化血統，而老莊之學只是中華文化的支流，至於佛教，那更是外來文化。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巔峰時代，唐太宗的文治武功、恢弘大氣的流風遺韻之所及，使得整個朝野上下充滿著自信、大度、包容與開放的氛圍。無論是異族的文化還是異族的人才、器物，大唐都來者不拒，兼收並蓄。因此大唐文化就是中國歷史上最雄渾博大，最豐富多彩且最具生命力的文化。
當然，既然國門大開就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胡人中既有高仙芝、李光弼這樣的良將，也有安祿山、史思明那樣的逆臣，西域傳來的文化也是如此。既有唐玄奘不遠萬里從天竺取來的佛教經典，也有醉人的葡萄美酒與金髮碧眼的胡姬。即使在佛教中，也出現了改良後的宗派，尤其是唐代傳入漢地的密宗（唐密），公然講男女雙修，甚至寺廟裡養著女人，和尚外出也帶著女人招搖過市。儘管唐代風氣開放，不過這些對於韓愈這種衛道之士來說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在韓愈看來，老莊學說的興旺是中華文化的支流蓋過了主流，而佛教的盛行更是喧賓奪主。在當時佛老盛行、儒學低迷的時代背景下，韓愈在文章中力闢佛老寂滅無為之教，鼓吹孔孟仁義忠孝之道，實際上是出於純淨中華文化血統的目地。而在個人生活中，韓愈卻與佛、道兩家都有不解之緣。韓愈的好友孟郊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韓愈在潮州任職期間與當地一位名叫大癲的和尚交往密切，而韓愈那首著名的詩《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所提及的侄孫就是道家八仙中赫赫有名的韓湘子，他是韓愈那篇感人肺腑的《祭十二郎文》所祭的侄子韓老成之子。
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願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此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佛教從漢代傳入中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大盛，從此與儒道兩家共同形成中華文化的主流。然而在唐代中葉，韓愈所在的時代，由於皇帝與達官顯貴多崇信佛教，一時頗有喧賓奪主，壓倒中土原有道統之勢。這就好比一杯紅茶加上一點牛奶，那是奶茶，可是若牛奶加得太多，那就成茶奶了。韓愈的思想和文章在中國文化史上所起的作用，就是當牛奶加得太多的時候叫停，再多放些紅茶，使中國的文化依然不失為一杯中國奶茶而不至於成為印度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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