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恩究竟干了沒有？

2011年8月23日，我接到一個採訪任務，去報導法院對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2012年法國總統大選熱門候選人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性侵案的審理。由於卡恩「顯赫」的社會地位，從他5月14號被捕那天起，此案就一直是媒體關注的重中之重。

8月22號，媒體已經在大報特報檢控官申請將對卡恩的指控撤消之事，所以23號的開庭，只是看法官的態度了——當然也可以馬上決定卡恩的命運。

雖然我們提前了近一個小時到達，但法庭外面，還是已經人山人海了。確切的說，應該是記者山記者海，攝像機山攝像機海。

看到這架勢，又想起同事蘭青的名言：「紐約沒有不重要的新聞。」作為世界之都，紐約真是名不虛傳，不知有多少家各國大小媒體在此「安營紮寨」，天天等著搶大新聞。

法院對面的馬路上，一字排開好多部攝像機，外加好多照明燈，顯然是供記者做現場播報的；緊挨著法院那邊的一塊空地上，安放著一個用來放攝像機話筒的架子，上面已密密麻麻以各種方式固定了不知多少個話筒，讓那架子變得頭重腳輕、搖搖晃晃，好像隨時都會散架或撲倒在地。

我奮力將新唐人的話筒用橡皮筋綁在最外面的一個話筒上，我的攝影師已經沒有地方架機器了，只好矮下身來變成「第二排」，以免擋住後面已經架好的那排攝像機。

看他也安頓好後，我急急往法庭裡面走，期望能去旁聽審理。

到了指定的樓層，遠遠就看見樓道裡站著好多人，外加好多保安。過去一打聽，原來法庭裡的早已人滿為患，沒有座位了，所以誰也不讓進了——這個局面其實已在意料之中，只是不親眼看見還是不甘心。於是跟其他人一起站在樓道裡等，雖然明知等到「座位」的機會幾乎是零。

很快就聽見，排在我前面幾個黑人女性，在跟一個黑人男子爭論。男子說什麼我沒聽清，那幾名女性，則是來支持指控卡恩強暴了她的酒店服務員迪亞洛（ Nafissatou Diallo）的。她們認為，已經有足夠的證據，包括DNA什麼的，顯示卡恩確實性侵了迪亞洛，而他這次能夠逃脫指控，顯然是金錢和社會地位起了作用。

事實上，我來的時候，法院外面就已聚集了很多抗議卡恩的人了，她們主要是女性，黑人白人都有，也有個別男性黑人。

等了大約三、四十分鐘吧，突然看見緊閉的法庭門開了，幾個法警護著幾個人走出來，飛快的上了一部電梯走掉了——並阻止其他人尾隨，隨後又看見一個穿著灰西服的神情憂鬱的黑人男士走出來，有人悄聲告訴我，他便是迪亞洛的律師。

我一邊用電話跟我的攝影師聯絡，告訴他作好準備，一邊飛快的擠上下一部電梯，飛快的跑出法庭大門，這時之前放話筒的那片空地，已經完全被記者「佔領」，為不成為攝像機的「眾機之的」，我貓著腰在地上「匍匐前進」，愣是擠到最靠近那堆話筒的地方，才找到一點空隙趕緊一屁股坐下來。

坐下之後，急忙向身邊的記者打聽庭審結果，雖然她看起來也不像是參加了旁聽的，但消息已經以不為人知的方式傳開了：法官同意了檢控官的撤訴請求，卡恩終於「無案一身輕」、成了「自由人」了。

接下來的事，基本就「無甚懸念」了。卡恩的律師團、迪亞洛的律師等等，一一對在場媒體發表簡短的講話。這中間只有一個饒有興味的小插曲：卡恩的律師Benjamin Brafman太矮了，往那堆話筒後一站就看不見了。不知是哪個記者飛快的遞給他一個小凳子，他一站上去，立刻高了一個頭，在周圍記者善意的哄笑聲中，他才開始正式講話。

Brafman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日子，他把檢控官撤訴這種「自我否定」的行為稱為「有勇氣」的。卡恩的另一個律師William Taylor則發表感慨說，在美國，不論你是誰，無論你在社會上的角色是什麼，無論你多有錢，你都有可能在飛機場被銬上手銬帶走。

迪亞洛的律師Kenneth P.Thompson則稱這是一個悲慘的日子，他的當事人被法律和正義「拋棄」了。他還誓言要再替她通過民事途徑尋求公義。

另一個黑人律師義憤填膺的說，在整個美國歷史中，只有一名黑人婦女成功的把一個白人因強姦送入監獄，這難道不說明什麼問題嗎？

聽了這些，不由讓人想：看來，種族問題在美國，依然還是一個「事兒」啊。

簡短的講話後，他們都匆匆離開了，在場的媒體大部分也一鬨而散，回去趕新聞了。也有少數留下來，採訪抗議的人。

我也隨機採訪了兩位，其中Gwenn Goodwin曾經參加過09年紐約市市議員的競選。據她說，她16歲時也被性侵過，之後頭腦和思維非常紊亂，說話前言不搭後語是很正常的。她堅信卡恩的確強姦了迪亞洛；而迪亞洛以前幹過什麼沒幹過什麼，跟此案根本無關。檢控官無視DNA等證據，而只根據迪亞洛說話前後矛盾就撤訴，顯然是極其錯誤的。

作為一名記者，我無從判斷、也無意去判斷卡恩到底「犯事」了沒有，但泛泛的講，西方法律實行的是「無罪推定」，在不能證明一個人有罪時，他就被認為是無罪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冤枉好人的機率，要比放過壞人的機率小很多。也就是說，要給一個人定罪，不是那麽容易的。

在此案當中，迪亞洛的「謊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說，因為她被發現撒謊了，所以她再說的什麼都被認為不足以取信。

這讓我想起在澳洲聽到的一個說法，以及一個經歷。這個說法是：華人的到來，大大促進了澳洲的法制建設。意思是說，原來澳洲的法律或制度中，有許多讓華人一 眼就看到的、可以利用的漏洞。這些「漏洞」，在「澳憨 」們看來，從來就不是漏洞，在「聰明」的華人眼裡，就不一樣了，於是大鑽特鑽，逼得「澳憨 」們不斷制定新的法律或制度去堵這些「漏」。

「堵漏」的具體例子，我沒聽說過，但親歷的一件事，卻讓我相信這種事是存在的。我母親的一個朋友的孩子從大陸到澳洲來留學，母親托我照應一下，於是我把他接到家裡住了幾天，有一天他自己出門到學校去辦手續，回來後告訴我：下火車出站時，根本沒有人檢票，一路上也沒有人查票，早知如此不該買票了！

他說的如此理直氣壯，外加又如此沒把我當「外人」，我一時倒不知怎樣回應才好。思忖半天，才根據他當時能接受的程度和方式，緩緩的說：「千萬別逃票，要是抓住了至少罰500，很不值當。而且西方社會消費都是用‘信用卡’的，在這裡‘信用’最重要。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他先信任你；但當你一旦被發現不值得信任時，他就一輩子也不再信任你，給你記筆黑帳，讓你永遠背著，這就更加萬萬不值當了。」

從大陸剛剛出來的人，我覺得只有選擇那樣說，才可能是最有效的。談什麼「不道德」、「不應該」，可能只能被當時的他嗤之以鼻。

話扯到這裡，有點兒遠了。但卡恩案中的迪亞洛，顯然就是「一朝撒了謊，再也無人信」了。如果她在此案中真的是吃了什麼啞巴虧，也許這就是一個教訓吧。（值得一提的是，卡恩的律師Brafman承認，卡恩有過「不當行為」，但那不是強姦。）

抗議的人們依然在叫得山響。但此案的「勝利者」，顯然是早已不聲不響走掉的卡恩團隊。中國有句俗話叫「會叫的狗不咬人」，在海外，那些大聲「叫嚷」的，其實經常是些「少數派」或弱勢群體。這一點也跟中國大陸正相反。大陸是越是弱者，越是卡著你脖子不讓你講話。其實，真正健全的社會，哪裡怕人嚷嚷了？就像這些抗議卡恩的，又能把早已走遠的卡恩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