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想像 文革中殘忍至極的殺人手段

3．「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處處只聞殺人聲
「八•四血案」的消息很快傳遍全縣，各地群眾輿論大嘩，縣支左辦負責人、縣人民武裝部政委柴德林馬上召開緊急電話會議。他在會上說：「階級敵人殺了貧下中農，貧下中農起來殺死幾個階級敵人沒有什麼了不起，殺死不是白殺死了，大家不要大驚小怪。」他反覆要求幹部學習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糟得很」和「好得很」的論斷。他說：「這是群眾運動，群眾運動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絕對不能向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潑冷水。」這番話無疑是為「黑殺風」開了綠燈。

當時正值全國「軍管」，縣、區、社都由武裝部長掌權，生產大隊也是民兵營長說了算。他們手捧柴德林賜下的「尚方寶劍」，有恃無恐，一時間殺氣瀰漫，人心惶惶。一些在土地改革中上臺鬥過地主，或分過地主房屋、田地、財產的人，或與五類分子有過火磨擦的人，都如臨大敵，大都由地下搬到樓上，並在樓門口準備了砍刀、棍棒、石塊、尿桶和石灰、砂罐之類，作為防衛武器。有的在要道上設關立卡，派專人日夜防守，盤查過往行人，見生人就抓，發現懷疑對象或打或殺；有的村莊集中起居，並派人去周邊鄰近各地探查消息，以便早作準備。更多的大隊為防止「階級敵人」「黑殺」，將「地、富、反、壞、右」等「五類分子」及其子弟，平時愛提意見不服領導的、長期在外搞副業的人員，以及有各種各樣「問題」的人員，全部集中起來「辦學習班」，實行刑訊逼供，腳鐐手銬，捆綁吊打，致傷、致殘、致死，抓「黑殺隊「之風愈演愈烈。

「八•四血案」後，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隊最早行動。該隊黨支書陳善勸、「文革」主任蔣金祥、治安主任陳春錦（註：陳春錦原是縣公安局幹部，曾因違法亂紀、逼死人命受到處分，於1962年退職回家）三人在一個軍屬家裡喝酒，聽一個女人說「地主子弟」陳法林、陳儒成（1949年參加人民解放軍，1952年轉業到甘肅省國營銀光化學材料廠，即805廠，62年因病帶30%的工資回鄉）兩人在「打禾桶邊起拱子」（邵陽土話，即陰謀鬧事之意），立即抓捕訊問，二人拒不承認欲「陰謀起事」。於是陳善勸等人率民兵將陳法林、陳儒成推到屋後山上，由治安主任持刀剖腹，未死，又用鳥銃將二人打死。此後又將從山西抓回的地主子弟陳儒林用亂棍打死。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該隊先後共打、殺7人，迫使2人自殺，成了全縣在抓「黑殺隊」運動中殺人最早、死人最多的大隊之一。[7]

據塘田市區後來調查匯報：塘田市公社三角大隊1968年8月12日召開大隊黨支部會，支書唐遠亞說，「當前階級鬥爭極其複雜緊張，許多地方出現了‘黑殺隊’。難道我們這裡沒有？石門片的唐宋保常跑東安，這股風就是從東安傳來的，難道他沒有問題？」會議提出，把三角片的唐建勛、唐庭方抓起來審向。為統一思想，第二天又召開了各生產隊長、共產黨員、貧協和「造反派」負責人會議，統一分工，抓人審向，方法就是捆綁吊打。唐建勛由於繩索吊斷，重重地摔落在地上，頭皮跌破，鮮血直流，不省人事。有人說：捉虎容易放虎難，不如弄死算了。於是指派了幾個地主分子，將唐建勛抬到兔子山桐子坪大漏岩裡活埋了。石門片的唐宋保被抓後遭酷刑吊打，供出「黑殺隊頭目」唐慧方，「秘書」唐島生，還有出身不好的唐運陽、唐運生、唐方雄等；進一步逼供，又得到「黑殺隊」要殺某某黨員、某某幹部、某某貧協等供詞。8月20日，該片即召開黨員、幹部、貧協和「造反派」負責人會議，研究如何處理「黑殺隊」成員，會議決定將這些人處死。8月21日，由支委唐運雨主持會議，宣布唐島生、唐運陽、唐運生死刑，立即執行。會後由民兵將三人押送到芙夷江畔，推入河中淹死。唐島生是台胞林月竹生於臺灣島上的兒子，故名「島生」，本想送回故鄉成家立業，服務鄉梓，誰知遭此橫禍，死時年僅22歲。8月22日，唐慧方、唐宋保也被推入河中淹死了。

「黑殺風」越刮越凶，不少生產隊幹部組織農民到鄰近市縣抓本地在外工作的「五類分子」子弟。不少地方殺人後處理屍體的方式是往河裡一丟了事。邵陽縣處於資江上游，因此資江河下游河段的死屍日夜漂流不息，引起下游城市邵陽市民眾極大震恐。

邵陽縣「支左辦」的軍代表柴德林對殺人之風的蔓延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任。據邵陽縣公安局羅金陵等人回憶：8月6日，柴德林去電，將部分徒步去韶山參觀的政法幹部緊急召回開座談會。會上，柴介紹了「抓黑殺隊」的情況後強調說：「對死人問題，你們不要指責，不要追究責任，更不要向群眾潑冷水。」他說：「這是群眾運動，群眾專政。群眾專政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他還說：「貧下中農是最高人民法院，打死幾個階級敵人算不了什麼，打死不是白打死了。」他還要求每個政法幹部去買一本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單行本，「好好學習‘好得很’和‘糟得很’的問題，爭當‘好得很’派，而不要去當‘糟得很’派」。他還提醒幹部：「如果你們去指責制止，農民就會把你們也當成‘黑殺隊’殺了，或丟到河裡去，我也救不了你們。」他把全體政法幹部分成8個小組下到各區社「觀陣」。縣公檢法領導說：目前全縣抓「黑殺隊」抓出了幾十個「反革命組織」線索，你們下去也要查一查，掌握一點情況，不要讓人將其殺掉，以免斷線，不利於一網打盡。可是政法幹部下去後，只聽一片殺人聲，任何勸止、忠告，那怕說「政策規定殺人權在省裡」，都不起任何作用，因為每個區社都由武裝部長掌權，而每個區社武裝部長又都握有縣「支左辦」柴政委的「尚方寶劍」。在這種情況下，政法幹部實在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地幹著急。區社幹部靠邊站，參加「三支二軍」的47軍駐軍部隊多次派官兵下鄉，做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強調不准任意抓人、打人、殺人，搞「形左實右」，嚴防階級敵人攪亂階級陣線，都無濟於事，反而越殺越凶。到8月中旬，亂砍濫殺之風更為嚴重，許多地方見生人就抓，有懷疑就殺。在這種混亂局面中，不少人乘機為非作歹，有公報私仇的，有挾嫌報復的，有趁火打劫的，形勢混亂到了極點。[8]

4.野蠻殘忍至極的殺人手段

要瞭解1968年邵陽縣抓「黑殺隊」這一濫殺運動的殘酷性，還必須瞭解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殺人手段的殘忍。當時常見的殺人手法有活埋、「銃決」[9]、石砸、吊麻蟶（guai，去聲，邵陽方言，將青蛙稱作麻蟶）[10]、耙（鋤）頭挖、捆綁沉河、亂棍打死、繩索勒死等方法，通常死後對屍體不加掩埋，甚至不許其親屬收屍。

不過，在所有稀奇古怪的殺人手法中，上述幾種還算比較「文明」的。以下各種讓人在死前受盡各種折磨的殺人方法，則顯示了殺人者的殘酷陰暗心理：

擀麵條

黃亭市公社金鋒大隊一個學生，在抓「黑殺隊」期間去邵陽市辦事，被誣以為「黑殺隊搬救兵」，民兵們強令其俯睡在木凳上，背脊上橫放一根鐵棍，鐵棍兩端各坐一人，在其身體上壓過來壓過去，如同擀麵條一樣。幾百斤重的壓力之下，只壓得這位學生屎尿直流，骨頭斷裂而亡。

鐵絲穿腳筋

長陽鋪公社長陽鋪大隊下街生產隊社員劉利民被誣為「黑殺隊」後，在他家裡挖地三尺，尋找槍枝彈藥和反革命罪證，並對劉的家人畫地為牢，白天不准出門，晚上不准點燈。最後民兵用燒紅的鐵絲穿過劉利民的一雙腳筋，吊到門前階檐樑上，再活活打死。

腦袋開花

縣五中學生鄧愛毛被誣為「黑殺隊」後，被人綁在學較的籃球架上，再用帶鐵釘的木棒外包橡皮敲腦袋，一敲幾個洞，一打一片紅，殺人者將此方法命名為「腦袋開花」。

鐵錘錘手臂

小溪市公社山伏沖大隊貧農社員羅頂名被誣為「黑殺隊」，批鬥時民兵將他的手腕強按在青磚上，再用油榨坊裡捶枯餅用的兩個大鐵錘輪流捶打，雙手骨頭被生生捶得粉碎，最後一錘送命。該公社梅洲大隊地主子弟羅堯立，被打成「黑殺隊」後，被人用老虎鉗子將手指夾粉，然後將他殺死丟到河裡。

火燒

黃塘公社合興大隊泥工師傅鄧玉枚被打成「黑殺隊」後，酷刑逼供，上吊下燒，最後被活活燒死，場景極為殘酷。

烙鐵烙

國營河伯嶺林場馬頭嶺工區貧協主任羅頂有，系中共黨員。「文革」初期曾擔任過一個群眾組織的頭頭。1968年7月28日，當地一夥人把他當成「黑殺隊」成員捆綁吊打，將其右臂打斷後，又用柴刀把他的脊樑骨砍斷，然後再將羅的左臂按在石板上用鐵錘將骨頭錘碎，再用燒紅的烙鐵在呂身上烙，烙得流油冒煙，其狀慘不忍睹。隨後，這夥人把羅吊在樹上，直至快斷氣時方才放下來，剝光衣服，倒拖雙腳丟到河溝裡，再用亂石砸死。羅妻在當地無法生活，被迫將大兒子送人，自己帶著小女兒改嫁他鄉。

九公橋中學教師鐘明良，家庭出身地主，在「文革」中一度比較活躍。1968年9月，「貧宣隊」（「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簡稱）進駐學校，鐘被誣為「黑殺隊」，關押了13天。關押期間受盡酷刑，先把他捆綁放在一間小屋裡，令學生們在樓上向他撒尿，名曰「坐尿牢」。之後，又把他雙手向後反剪捆綁倒掛，面向一盆大水，繩索一鬆，頭即浸入水中嗆水，過一會兒再把繩頭一拉，使頭部脫離水面。如此拉拉放放，多次反覆，名曰「順手牽羊喝水」。此外還用了「蕩鞦韆」、「鐵絲穿手掌」等十幾種酷刑。「貧宣隊」中有人說，他還有個漂亮的老婆，不要放過他。於是有人又想出了一個毒招，用燒紅的烙鐵烙鐘的生殖器，鐘受盡酷刑而死，時年34歲。

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壓土磚

羅城公社毛坪大隊豺狗山生產隊貧協組長、共青團員曾桂林，24歲，「文革」初期擔任過一個群眾組織的負責人。1968年9月10日，被誣為「黑殺隊」，在大隊關押24天。刑訊逼供中，民兵將曾桂林的雙手反綁吊起來，再在其脖子上挂一桶水，身上壓幾塊土磚，活活拷打致死。其雙目失明的老父曾國奉不知兒子已被打死，摸索著將僅有的一隻老母雞殺了煮好來送飯。民兵們惡狠狠地把雞奪過來倒在地上餵狗，老人想摸摸兒子的屍體都不獲准，氣得爬在地上咬土喊天。這夥人還把曾的家產抄劫一空，把老人趕出家門，土改時分的房子也被人霸佔了。

「五馬」分屍

檀江公社稅務幹部蔣意興，邵陽縣水田公社人，家庭出身地主。1968年8月被誣為「黑殺隊」揪回家鄉批鬥之後，再被押到一座竹山裡，由五個民兵分別將不同方向的五根竹子扳彎吊下來，再將蔣的頭、雙手和雙腳分別捆到五根竹子尖上。然後，五個人齊聲高喊：一、二、三，將綁了人的五根竹子尖同時放開，蔣這個活生生的人當即被五根竹子的彈力撕成碎片。

以上記述的殺人手法，於史料而言絕非可有可無之閑筆。設若中國文明進步，這一頁恥辱的歷史或使國人產生自省之心。

與人類歷史上任何災難一樣，在受害者當中，女性所受的凌辱較男性更多。五豐鋪公社板橋大隊回鄉女知青呂小蘇，家庭出身地主。本人長相姣好，追求者甚多。但她心高氣傲，對本鄉本土的人全不放在眼裡。高中畢業後與一個大學生戀愛，擇日成親。1968年8月新婚之夜，被本村一夥垂涎欲滴者誣為「黑殺隊」，從新房中抓出批鬥，毒打不屈，被這夥人把衣服剝光，並在其乳房和私處亂摸亂捏，呂不甘受辱，破口大罵「流氓、畜牲，不得好死」。垂涎者腦羞成怒，惡狠狠地說：我得不到的東西別人也休想得到。然後用鐵絲穿其乳頭，丟到板橋水壩中淹死。黃塘公社有個婦女在邵陽市某小學當炊事員，只因家庭出身地主，被當成「黑殺隊」揪回批鬥，並要處死，她向打手們求情，說：我學校裡床頭的稻草中有個存摺，存有幾百元錢，請你們拿去，饒我一命。凶手們如蕕至寶，立即奔赴學校，將她的宿舍進行大搜查，存摺到手，立即返回，幾個人對其實施輪姦後，說：此人留不得，活口禍害多。便偷偷地將她活埋了。

在這場屠殺當中，人性中最陰暗的醜惡被激活了，一些生產大隊的幹部與民兵不僅以殺人為樂，還要憑藉其淫威製造骨肉相殘的人倫慘劇。長樂公社新石村的羅光楚，1949年以前教私塾為業，抗日戰爭時期曾當過兩年保長，土改時家庭成份劃為「小土地出租」。「文革」中他被人誣指為「黑殺隊」，雖受盡各種酷刑，直至皮裂骨折筋斷，奄奄一息，仍然不肯招認這一莫須有的罪名。該隊幹部將其做鐵匠的兒子叫來，說：「你父親是‘黑殺隊員’，現行反革命分子，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不能與他劃清界線？看你把他如何處理？」小鐵匠被逼得走投無路，只好強忍悲痛，橫下心來，在眾目暌暌之下，噙著滿眶熱淚，把垂死的老父親往肩上一槓，走到小河邊，狠心往河裡一拋，讓其父親隨波逐流而去。雙清公社比田大隊劉家生產隊張南卿（中農成份）被誣為「黑殺隊員」後，受盡酷刑，幹部們強令張的兩個弟弟將張丟到老煤窯裡窒息而死。這種逼迫親人下手殺親人的方式可謂喪盡天良，既使生者蒙受喪親之痛，還要讓他們承擔巨大的道德心理壓力。

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隊生產隊長蔣柳橋，男，貧農。「文革」初期因參加名叫「資江烽火」的群眾組織，於1968年9月12日被誣為「黑殺隊」，在公社機關被加上腳鐐手銬關了一個多月。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又被關押批鬥，用鐵釘鞋掌嘴，用扁擔砍腰，只打得他遍體鱗傷，痛不欲生，被迫懸樑自縊。死後被定為「畏罪自殺」，說他不如一條狗，並強迫其家屬扎個草人，將蔣生前的衣褲套到草人身上，掛上「畏罪自殺，不如一條狗」的牌子，批鬥三天三夜。

絕大多數死者在被處死之前，都遭受過非人的侮辱。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隊貧農社員王有柱，因參加「資江烽火」群眾組織被誣為「黑殺隊」，被捕入監，反銬「背包獄」9天9夜，因其屎拉在監獄角落裡，被看守按住頭，踩住腳，逼著把糞吃掉。還有人被酷刑折磨得自殺以明無罪。下花橋區出現一條「打倒毛主席」的標語，被誣學區主任鄒仕楚所為，因他出身地主而被懷疑，飽受酷刑，鄒受刑不過，被迫拿菜刀當眾剖腹，讓人看自己「心是紅的還是黑的」，腸胃流了滿地，氣絕身亡。

在抓「黑殺隊」的過程中，刑訊手段之殘忍，殺人手段之慘無人道，真是不勝枚舉，也卒不忍聞。對出面制止或提出不同意見者，殺人者均說是「階級立場不穩」，與「黑殺隊」同罪，因此丟命者大有人在。這樣一來，誰也不敢過問，任憑暴行氾濫。人們私下形容當時的殺人狂潮：「殺豬要扯稅票，殺牛要經批准，只有殺人和殺雞一樣，想殺就殺。」幹部是「背起包袱下鄉，勾起腦殼（低頭）走路，吊起腦殼呷飯（意謂命懸一線），日夜提心吊膽」。這確是當時情況的真實寫照。

5.塘田會議，智勇陶柏榮制止殺人風

「黑殺風」延至8月下旬，資江河裡漂浮的死屍接二連三，死狀甚慘，兩岸觀者雲集。居於資江下游的邵陽市自來水廠的抽水機蓮蓬頭也被死屍堵塞，水質腥臭。市民逾半月不敢飲用自來水，民眾嘩然。當時邵陽市既是行署、地委駐蹕之地，也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地區民政部門組織了一些小船沿河撈埋屍體，每具屍體工費10元，加草蓆一床裹埋。市公安局也以同樣方式派人沿河撈屍，運到郊外掩埋。邵陽市民怨鼎沸：「真是黑了天了！（暗無天日之意）」

這時，一個邵陽地區人民不應忘記的人出現了。8月24日，解放軍47軍國防線路施工大隊副政委陶柏榮率139師施工連經衡陽、邵東、到達邵陽縣境內，駐紮在塘田市區國防線路增音站。塘田市殺人風甚熾，風聲漸傳至陶柏榮耳朵裡。某一天，陶柏榮聽說又有人被當成「黑殺隊」打死了，接著看到一隊農民氣勢洶洶地手執各種武器，將被捆綁成一串的多個人往河裡推。經詢問，方知是當地「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在處死「黑殺隊員」。面對如此血腥的混亂局面，地方當局居然裝聾作啞，無人過問。陶柏榮出於人的良知，毅然衝破軍隊不介入地方「文革」的禁條，挺身而出，迅速趕到到塘田市區委機關，找到區武裝部長肖長青和靠邊站的區委書記寧斌，三人交流情況後商定，立即採取緊急措施，由部隊出面，以47軍師政委的名義召集區、社機關全體幹部和各大隊主要領導三級幹部緊急大會。8月25日上午，與會人員全部到齊，區禮堂座無虛席，由陶柏榮政委做報告。陶政委重點強調社會主義法制觀念，狠批亂抓、亂打、亂殺人的無政府狀態。他明確指出，亂殺人是極其錯誤的，是違法犯罪，必需立即制止；真正有罪之人也應該交由人民政府依法處理；今後誰再亂殺人，不管他出身如何，都要追究法律責任，以命償命。陶柏榮要求所有與會人員散會後甄別所抓人員，有問題的上交，其餘的全部釋放。陶柏榮作報告時正氣凜然，態度果敢堅定，話語擲地有聲，震懾力極大。當時全國「軍管」，軍隊威信極高，他那句「以命還命」，使那些殺人者意識到後果嚴重。陶柏榮考慮到全縣類似的問題可能極其嚴重，自己又軍務在身，便以師政委的名義與縣支左辦柴德林政委通了電話，通報了塘田緊急會議的情況，並要求縣領導迅速採取果斷措施，堅決剎住亂殺人之風，絕不能任其繼續蔓延，危害人民。[11]

「塘田會議」使熾熱的殺人之風得到遏止，並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9月3日，邵陽縣駐軍「支左」領導小組及全體官兵迅速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以「塘田會議」為榜樣，進一步研究制止亂殺人問題，會上做了4條決定：一，嚴格依法辦事，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威和秩序；二，嚴禁隨意抓人殺人；三，區、社不准介紹（本地幹部、民兵等）到外地抓人；四，一切在押人員立即無條件釋放，真正有罪的送縣軍管小組處理。但因緊接著又大刮所謂的「紅色政治颱風」，「清理階級隊伍」，「殺人風」與「刮颱風」同時併進。直至10月，肆虐近5個月之久的「黑殺風」才算基本平息下去。

制止殺人的陶柏榮是個有膽有識、謀大事不拘小節的人物。數年後，陶柏榮轉業到邵陽市，有死裡逃生者登門求見，感謝他的救命之恩。他才將自己當時所冒的風險說了出來：「那次我也犯了個冒充師政委的錯誤，因為縣裡也是團級，都是同級，他會聽我的嗎？幸好當時不戴軍銜，使我冒充成功。回部隊後，我還向師領導作了檢討，得到了師首長的諒解和支持，才僥倖過了這一關。」

1974年，地、縣聯合調查團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摸底，結果如下：全縣在抓「黑殺隊」運動中，共抓了11，177人，關押7，781人，私設監獄702處，自製鐐銬1，587付，被打死、殺死322人、逼迫自殺669人，共計死亡991人；另有113人致殘。

註釋：
[7] 李進華，「邵陽縣‘文革’黑殺風始末」，載《為了邵陽的安寧》，中共邵陽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寫，2005年出版。
[8]羅金林，「回憶」，作者手稿。
[9] 「銃決」一詞系邵陽縣「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創造」。調查組在邵陽縣塘田市區發現一張「佈告」：「ｘｘｘ，男，現年38歲，家庭成份地主。一貫與貧下中農作對，現參加‘黑殺隊’，要殺害貧下中農。抓捕後頑固到底，拒不認罪，經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死刑，立即執行銃決。1968年8月ｘ日。當問及「銃決」一詞的來歷時，有人振振有詞地說：政府殺人用「槍決」，我們農民沒有槍，只好用「銃決」了。
[10] 此刑詳情如下：將人先緊緊捆成粽子形狀，再用長繩從橋上吊下去，一放一提，像吊青蛙一樣，以折磨取樂。調查組發現的案例中，有用此法將人折磨夠了後，再放到溪水裡用撐船的篙竿（上有長長的鐵尖）捅死。如邵陽縣長樂公社貧農社員王青治即死於此刑。
[11]陶柏榮，「一件欣慰終身的事」，《邵陽晚報》2005年4月19日10版。

（待續）

「文革」時期邵陽「黑殺風」事件始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