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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嫻:離家(圖)

 2012-04-10 13:31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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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嫻與方勵之

我沒有料到,我們那樣匆匆地離開家,就很難再回去了。這是我們第一次有的一個像個家樣的家;這是我們婚後長達十八年分離之後才建起的家;這是為慶祝我們終於團圓,我不惜傾全部積蓄而裝修好的家。

1987年,勵之「罷官」徹底回家,孩子長大了,勵之母親年老也來同住。這幾年,我們都進入科研教學。勵之任國內外好幾家雜誌的編輯尚未被「罷「,大批書籍雜誌源源而來。原已擁擠的北大蔚秀園住房就凌亂不堪。中國大學的教授、講師沒有辦公室,都是在家裡備課。我只能在老人、孩子都入睡後的夜間,準備我的講稿。

與十三結下不解之緣

適逢1987年春全國人大開會期間,剛被開除、革職的勵之變成中外記者採訪的對象;雖然按上級「打招呼「的要求,我多次婉拒他們於門外,但機靈的香港記者卻往往以學生樣的身份擠進門來;我們有一些全國人大代表的朋友,其中有的仍然趁便來看我們。

不知道在什麼機遇之下,我們家住房的問題竟然受到關注。在我們不存奢望的時候,科學院院長親自過問此事。按照勵之的級別,根據科學院正在分的幾種可選擇的條件,稍經協商,我作了選定。這就是我們離家出走時的住房。

它座落在科學院南小區,地址房號是:保福寺916樓1101號和1102號。這是一個新建區,據說,原來向上級呈報的計畫是為「博士後」的年輕人建的,所以建材因陋就簡,每戶住房面積都不大,全樓只有為數極少的幾戶是三室一廳,位於最搶手的樓層。這極少的幾戶當然是為領導或老幹部準備的。因此,分給我家的是兩個房號。本樓像我們這種情況的不只一家。

916樓是一座12層高的樓,我家住第11層最頂頭兩號。「頂頭」是我選的,為了清靜。這次總算沒住頂層,1101恰恰又是「13「(按二進製表達式),看來,我們的命運和13這個「不吉利數」結下不解之緣。

我並不太喜歡這個新家的環境。統一格式的幾棟高樓,比肩站立在馬路兩邊,已經太擠的樓間,還有塵土飛揚的工地和擁擠的自由市場,這裡除了買菜方便,別無優點。不久知道,916樓正南不出500米處就是公安局海淀分局。這點我毫不在意,只是處處感到從地面到天空,連同空氣都不能與北大相比。

在北大我住過的幾處,室內雖然擁擠,但時時能聽到北大的聲息。北大那種特有的時而寧靜,時而喧囂,時而鬆散,時而激盪的呼吸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再有,北大無處不在的綠蔭,北大的湖光塔影,未明湖畔的晨讀,大飯廳裡的鼓噪,都點點滴滴灑在我的心裏。

向北大問好

不管是春、是秋,也不管是冬、是夏,每天大清早,我從睡夢中醒來,套上一雙球鞋,穿過迷濛的晨曦,大步跑一程燕園的小路,或是留神快走在沿湖的積雪大道上,然後爬上北大鐘亭的小土坡,深深地吸進湖水滋潤著的校園空氣,向我們的北大問好,向每一棵樹問好,向鮮花,向小草問好。有時,我再下到土坡旁的草地上,作幾段體操;有時,我信步走到湖邊的花神廟,就近看看湖水下的游魚。等我快步往家裡跑時,正是吱吱喳喳的孩子們穿過校園上學的時候了。這樣,我夜讀的疲乏、住室內混濁的空氣,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北大校園的生靈,以清新明麗之氣注入我的胸懷,我得到新的平衡。

不管是我處於順境,被選作「模範生」和「三好學生」的時候,也不管是我被標為「右派」,淪為北大賤民的時候,我都會把我的歡樂、我的自豪、我的不解、我的擔憂、我的悲傷、甚至我一時的絕望,向北大傾訴。每當我高興得或憂傷得坐不下來時,會推上破舊的自行車,或漫不經心地騎上去,在北大遊蕩。

我熟悉學生區那有規律的或擠或松;也知道年青人陣發性的調皮搗旦,眾多人聚在一起的熱烈爭議,雙雙情侶排他性的在一角細語。校內小商店購物,新華書店來了哪種新書?北大小小郵電所工作人員的埋怨,埋怨這裡實在比海淀正式郵局的工作量都大得多,信箱有時滿得往外冒,……這就是北大的學生活動聚集處──「三角地」。

我熟悉北大,北大也熟悉我。在北大從作學生到作老師,一住三十五個年頭(1952─1987)。本係、外系不少長輩和同輩人認識我,圖書館的人認識,就連門衛也認識,近來保衛科的人想必是認得更清楚的了。我只要在北大轉一圈,北大人心裏的溫度,北大人在想什麼?北大的情緒,北大的喜、怒、哀、樂都會和我交流。更有時被人拉住,站在路邊,三言兩語,盡訴所想。我的精神在北大這個大的包容量之內,得到更深的陶冶,一次次達到新的寧靜。

好在,保福寺離北大不遠,我又在北大講課。所以,搬家沒有使我離開北大。

打扮新家

都說中國的事運轉得很慢,也不盡然。1987年3月開全國人大,4月我家就分到新房。5月,我盤算著,怎樣按我們的可能,把新房子安排得最合用。我取出所有的存款,預計可能再有的收入,挖空心思,尋找財源,有生第一次試圖打扮一下新分到的住房。

在勵之被「罷官」、被「批判」之後,我竟然有這樣的興致,使有的人驚奇;也有人說我傻,因為房子是公家的,何必作這樣的投資。但此事卻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賞識。這說明,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重視的是什麼,我們追求的又是什麼。

說來也可憐,兩個受過良好教育、有教授頭銜(其中,勵之還是學部委員以及有長長一串學術職務),有多本著述問世、合起來已有六十六年工齡的人,總共積蓄不足五千元人民幣。還好,有姐妹兄弟的幫助、朋友的借款,我在裝修的期間湊足了一萬元人民幣(以1988年我們兩人的月收入計,這相當於政府付給的實際月收入的25─29倍)。這剛剛夠付裝修的首次必須費用。就這樣,一年多,再用我的講課附加費,我們的年終獎金,主要是稿費等額外收入,才如期還清了債。

這個新家既沒有地板,也沒有像樣的衛生間和廚房,更沒有任何一件稍稍華貴的傢俱,但在同輩身處中國大陸境內、又不為官的知識份子中,它不僅顯得很好,大概可以稱為是絕無僅有的了。

1988年8月,我們雙雙去了一趟澳大利亞。經過香港時,勵之又完成欠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黃林秀蓮學人「的邀請計畫。用這些收入,我們買了計算機;熱情的澳門銀行家,為酬謝我們在澳門的訪問、演講,給計算機配齊了列印設備。

這樣,如我們所期,這個家也是我們的工作室。我佈置了書房,有圍在牆壁、頂天立地的書櫥,有研究生討論的地方,有較多人聚會的場所。我們原打算在這裡好好做一些教學和科學研究。勵之不只一次向他的研究生和同事說:「等中國的計算機系統可以和世界聯網之後,出國不出國就沒有差別了,我還不願意把時間花在路程上呢!」

建家等了十八年

1988年底,我以超工作量完成教學;勵之的論文數量、質量在天文臺都位居第一。我們拿到一筆年終獎金。用這筆錢,買了中等的化纖地毯,只夠鋪一半房間的地面。那天,正逢幾位年輕人來,看我們在冷風裡忙上忙下,就七手八腳幫忙鋪好。這樣,客廳立即顯得明亮而雅緻了。

的確,作這樣的投資,我們是想找回那些失去的時間,延伸我們的工作時限和工作領域。

因為,自從我們在風雨飄搖中,在北大校園學生區16樓建立了那小小的家之後,算是安安頓頓地在一起過了整整八年。此後就勞燕分飛,天各一方。每年的「探親假」十二天,有時還要分頭去看孩子,再相會。近幾年,他因開會、因事回家,相聚的時間多一些;我們又盡量把講學、出國的機會安排在一起,朋友們也幫忙促成。但是,總不像有個家。這次我們算真有一個可以工作、傾談、可以無言相對的一片屬於我們自己的地方了。

等了十八年,重建這個家,十八年後的時間分外可貴。我們幾乎每天工作到深夜。埋頭工作的同時,我們有自己生活的原則,我們有自己作為人的尊嚴。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紛紛的年假日,勵之起草了給中國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國迎來一個和諧、繁榮的四十週年。這也促使我們在接到美國總統Bush的2月26日晚宴的正式請帖之後,欣然前往。

看來,這樣的生活也是不允許的。1989年2月26日,布希晚宴我們受阻,就是一個訊號。之後,出現了更多的異樣:

比如,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電話到我家,說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們的朋友從飛機場向我家打電話,卻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時,突然電話鈴響,只要我們兩人之一去接,報了名字,馬上對方就挂斷。

監聽、跟蹤不斷

又比如,我習慣清晨鍛練身體;在新居附近清冷而光禿的馬路上,人們此時總是行色匆忙,但多次有一位壯實的男子守在樓角正對的街口瞭望,眼光隨著我穿過橫街。電話被竊聽,我們早就知道,作得如此露骨,則是近來的變化。幹事人的笨拙和疏忽,想來不至如此;這已超出特工的需要,只能解釋為有意恫嚇。

在清冷而冷清的街角佇立、觀察如我這樣一個毫不起眼的教師,只能解釋為認人。

再有一件事,當時引得我大笑不止。本區居民委員會在樓口守候我好幾天,問開電梯的小姑娘、問我的兒子。終於在四月十一日晚,幾位自稱居委會的家庭婦女樣的人找到我家,一定要開門進來。

晚上,我們需要安靜地工作,少有不速之客。在她們大聲申明「有公事」情形下,只好請進。進門之後,仔細看了我的家和我,問明我的確是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說是來要我「作計畫生育計畫」的,叫我填表。我聽了大笑說:「不用作什麼計畫,我有兩個大大的兒子,我已經五十多歲了,你們可以放心!」她們還盤問我另一個兒子的去向,我一一回答,笑著把她們送走。

這個當時被認為笑話的事,其實已經露出破綻,只不過沒有引起注意。因為,我家的戶口沒有遷到這個區,還在北大。共產黨統治下的戶口管理嚴格,城市居民緊緊地束縛在戶口本上,愈是切身不可缺的東西,就愈密切地聯繫於戶口之上。我每月只能到北大領取各種必須的票證,要在北大買米、買糧、買各種定量的供應品。

好在我在北大工作,而所有的商店幾乎像學生一樣上、下班,我從北大回來,不一定能趕上本區的供應時間。一切「公務」在北大辦不會給我帶來不便。但是,本區居委會的名單上絕不會有我家,結論只能是,她們是受命來對我進行核對,並近距離仔細認人的。

事實愈來愈明顯,我們在中國政府的「另冊」中,已經又「升級」了。為了不使1989年4月中旬開始的、以學生為主的中國民主運動,背上我們的「黑鍋」,我們自始至終都小心地避開。

毋庸諱言,我們是支持學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長期以來,我們的思想,我們的一言一行,對學生是有影響的。我們所說,既有邏輯,也合乎情理;我們所做,既不是為了狹隘的私利,更沒有超出憲法允許的範圍。

但是,中國共產黨要是想整人,有時不直接言明真正的原因,而會不顧事實、或編造出「真相」來為所謂的「階級鬥爭」服務。正因為中國政府否認中國有政治犯,就不得不掩飾、歪曲、編造;即使被稱為「刑事犯」,也得不到公正的公開審判。四十年來,無一政治運動例外。僅一次「反右」,就有約五十萬名戴上「右派「帽子的標準政治犯,被默默無聞地殘害,勞改,發配,……。如今,對我們如此,對廣大的學生、市民也是如此。

上了黑名單

所以,運動剛剛開始不久,當局在新華門打了人,就按「既定方針」毫無邏輯地編造小字報,嫁禍於我。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的前後,中國共產黨的、政府的各級系統,層層傳達,點我們的名,稱之為「黑手」。

好心的、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有從中原大地、有從邊遠鄉鎮、有從海外,連續不斷打來電話。有詢問的、有出主意的、有願意接我們去躲避的。本地的熱心朋友,有登門看望的;有的乾脆說,他已準備了車,請我們收拾必要用品,到一個地方暫避些時……。我們為這種患難中不避嫌的行為深深感動。

幾十年來,人們都知道,大的運動捲來,最後都會按照當政者的意願進行清算,更何況我們已經被點了名。我們把這些人和事一一記在心裏,卻仍舊在家裡安心地作我們的工作。

5月3日,袁木、何東昌等,為當時天安門僵持的局面,主持記者招待會。明顯安排好的的,由中國官辦記協的人發難,點方勵之的名,然後袁、何二人唱起雙簧。對方勵之或早、或近的有關報導,任意編排、歪曲、造謠;用說謊、愚民的方式掩蓋方勵之一再提到的人權原則;用狹隘、煽動的語言,斷章取義、顛倒是非的方式,指方勵之「沒有愛國心」、「損害國家利益」。

這段相當長的雙簧,已經是公開對我們進行恐嚇了。有的記者在會議進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電話,擔心我們已被逮捕,足可見當場的騰騰殺氣。但是,我們還是安心地在家裡,並且準備就有關我們的不實之辭進行答辯,或訴諸憲法保證的法律。

戲劇性的一個起伏之後,形勢更為緊張。更為緊迫的忠告,更急的邀請,……接踵而來。也有人用電話對我公然地威脅。但我們仍然在家裡。

5月23日,勵之要去大同開「宇宙學」的會,他是會議的主要被邀請人。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輕人,滿懷憂慮地找到我,悄悄地向我說:「李老師,我從高幹親友處,得到可靠消息,內部檔很厲害地點了你們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婦',你難道不能勸勸方老師不去開會嗎?別人不敢勸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險中。這時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點。」

我相信這位年輕朋友,但我知道,很難改變勵之對人已作的承諾,何況會議主持人及承辦單位已多次來電催促。我把消息轉告勵之,提醒他是非常時期,一到大同就給我電話,務必保持聯繫;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變化,回家時先看陽台上有沒有我作的記號,也許我已被捕;再約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們將在那裡相會,是福、是禍都在一起。

當天,他在車站等了半天,為了遣散外地學生,已售出票的車停發,卻不斷發出向南、不需驗票的車。他又回到家來,繼續寫他的論文。

充滿不安與恐怖

5月24日一早,勵之又出發去車站等。臨行,我一半認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開會的年輕同事說:「我把他交給你了!到時候要原樣交還。」

這一天,勵之在擁擠的售票廳站了一天,北京火車站簡直像戰爭期間逃難一樣。他在下午給我打來電話,還沒走掉,可望晚上有車。在車站,他遇見已是海外某小國國家級高官的原中國人,問勵之是否有意去南方,或任何時候到此小國,表示歡迎。勵之謝了這一片盛意,說現在首要的是去大同,那裡的會在等他。

這一天,家裡也不平靜。我的親人,我們眾多的各界朋友,都先後來到。大家感到北京的空氣裡充滿了不安與恐怖,但不能預測究竟會發生什麼?大家都感到,某種愚昧、頑固、貪婪、恐懼,聚集成一種沒有理性的、充滿醜惡報復心理的、仍然巨大的力量。我們家處在這強大力量的虎視眈眈之下。來一個人,幾句話,都理解了,然後悄悄地匆匆走掉。平時愛問個沒完的新聞界朋友,也沉默多了,並不堅持要採訪。有的人,就是為看我們一眼;有的電話,就是為聽見我們的聲音;還有人特意送來一件紀念品;……我心力交瘁地守在家裡,時時聆聽著北京的聲息,等著勵之的電話。

5月25日一早,大兒子從美國打來電話,問我近來的身體。整個居民樓憂心忡忡,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人們在電梯中神情嚴肅,再無意於輕鬆閒聊。上午,某一西方記者來訪,一定要我預測,中國當局會不會下毒手。我想了一下說:「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封閉時代,在全世界的密切關注下,我想他們不敢,總還不至於蠢到這種地步吧!」這與其說是我的回答,還不如說是一種希望。

要抓方勵之夫婦

當天中午,大兒子第二次接通家裡的電話,孩子急得走了調的聲音從海外傳來,他以不容置疑的語氣告訴我:中國當局已經把北京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說趙紫陽是叛徒,要清天安門廣場,準備抓3─4千人,要抓40名知識份子,其中首當其衝的是方、李二人。我不能相信這瘋狂的決定。孩子苦苦說服我,這是好心朋友可靠的緊急勸告,命令式地求我快離開家,把爸爸找到,帶上弟弟。

我收拾幾件換洗衣服,帶上中國內地旅行必須的糧票、現款,但找不到任何去火車站的交通工具。近來,為了阻止人們去天安門,當局已下令停駛多路公交車,中國人要叫Taxi也很難。我只好求助於自Bush晚宴事件後結成好友的Perry Link教授,他迅速要了車到來。正在我將鎖門離家的當兒,電話鈴響,連接三通電話,一通是大兒子又來催的;一通是勵之,他剛到大同賓館;一通是義大利朋友,我告訴他,我即刻要外出,他將來可以從我們兒子處知道消息。

在火車站,我向Perry Link致謝道別。我說:「我不知道將要走到哪裡,但首先要找到方勵之。也許我們會在小地方走一走,把這股瘋狂勁避過;也許這是一場虛驚,孩子聽了謠言,我們去看看老人也不錯。這樣的話,我們很快就會回來。回來我一定給你電話,把你的孩子帶來我家玩。」

作為一個長期熱愛中國,能說流利的中文(他甚至可以說中文相聲),有很多中國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Perry Link教授,已經被一九八九年以來他遇見的種種事所苦惱。面對著莫名其妙被逼得棄家逃亡的我,他顯得迷惘,帶著幾分憂慮地說:「我願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對你們的幫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見。」

不知會流落何方

在擁擠的售票口,小兒子想辦法給我買到一張硬臥鋪票,自己卻突然決定不跟我同行,要留下來。他的依據是,他不是政府要抓的人,他已經會照顧自己,而且,我們不知道會流落到哪裡。北京是最瞭解全面情況的地方,也許,他在北京對我們更有幫助。我一下子發現,孩子長大了,懂事了。任何作母親的,甘願把歡樂、幸福和孩子共用,決不願意讓孩子分擔不幸。我同意他的選擇。

離開車還有兩個鐘頭,我仔細審視我那長得高大、健美的孩子,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長大的。在我心裏,他還是個大頭大腦、厚惇惇的、不愛說話、很有自主性也很強的男孩。

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勵之家的這個大家庭中,是奶奶照顧下的第五個孩子,也就不那麼「精貴「了。他出生前一天,勵之被抓走,接著我因產褥感染再進醫院,他沒有母奶吃;又正值大暑季節,沒有人有心思去抱他。等他睜眼看世界的時候,他不愛哭,總是自己躺在小車上玩,有時半天看不見人,他會努力欠起頭和腳,彎成一個元寶樣,一見到人,就笑了。天太熱,有時因為著急,他頭上的痱子痒起來,他還沒學會抓痒,就把胖胖的小手放在頭上,五指一起伸開,再一同收攏。他這種抓痒的方式,一直維持到他懂得大人笑他的時候。出生在困難中,他從小就比較有獨立性。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心裏有委曲。

母子連心

我永遠記得一件事。那還是在他上小學的時候,有一次,他帶了一串男孩到家裡來玩,不知怎麼起了糾紛,他們像開了鍋一樣在那裡鬧;我一個人在北京帶孩子過日子就夠心煩的了,又是剛剛「右派改正」、剛剛允許我上臺講課,我恨不能一天當作兩天用。當時,我沒有問清原因,大聲責備了他,可能還打了他屁股,說了他什麼我已記不清了。但後來,在另一件我辦他的「公案」時,他仰起掛滿淚珠的小胖臉,憤憤地說:「你們(指爸、媽)都不喜歡我,連我的小朋友都說沒有哥哥的好,你把他們趕走了!小朋友怎麼想呢?」

孩子的話像灼熱的針,紮在我的心裏。比他大五歲半的哥哥,已經懂得父母的難處;而他正是淘氣、也更需要愛撫的時候。我把精神的壓力、煩惱和苦悶,無意地漏灑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我不知不覺中長大,漸漸理解我們了,但我們也更忙了。「反自由化」運動之後,我們的家經常處在政治漩渦中。1988年臨近暑期考試,有一天,孩子悄悄走到我備課的桌邊,看我埋頭工作,猶豫了一下,終於說:「媽媽,我給你說句話行嗎?「得到我的同意,他接著說:「你這幾天忙學生迎考,家也沒回。你知道,爸爸在家裡只有他的正經事,和我說話也少,簡直沒有話。有時候我真恨不得有人罵我、打我一頓,像小時候那樣。我難受!媽媽你知道嗎?」

聽了這個安靜的孩子難得吐露的話,我像被火燒了一樣,站起來,抬起頭凝視著孩子的眼睛,那是一雙很像我的眼睛,此時它充滿愛意和矛盾。沒等我開口,他繼續說:「我知道你們的處境,我只要你知道我的感覺,我明白你們沒辦法,還是應當由我自己在心理上來克服,我願意長得精神方面更強些。但是,我想讓你知道,讓你懂得你的兒子。」

我深深地內疚,我欠這孩子太多的愛;不是不愛,而總是各種事阻擋我表達愛,而愛是要通過表達才能相互感知,達到交流,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心靈的滋潤,建立起人間和諧的關係的。

與愛子話別

我還沒有機會彌補過去的損失,就要和孩子分手了。我貪婪地看著他那近一米八七高而勻稱的身材,圓圓的、仍然孩子氣的臉。這噪雜的北京站,竟成了我們母子話別之地。孩子迅速給我買來飲料和一點簡單的飯食,代我找到一個座位,說一路很擠,十多小時可能吃不上也喝不上,要我一定吃下這餐飯。萬般牽掛、萬般無奈,幾多離愁、幾多欠疚,化成最簡單的幾句交待,不管將來活得多麼艱難,也要作個正直的人,努力成為有知識、有本領、有獨立人格的人。你的父母無罪,對自己的生活無愧,你會理解,將來會更理解,假如說我有什麼遺憾,那就是欠下對你的愛,和欠下對我的媽媽的恩情。

孩子把我送上車,找到我的臥舖位置,放好我簡單的小包。一向不會抽煙的孩子,拿出一包準備好的「洋煙」,一支支分送給我的鄰座,含笑和他們搭訕說:「這是我的母親,她身體不好,第一次去太原,請多照顧!」。火車要開的鈴聲響了,孩子轉身塞給我幾包「洋煙」說:「你不知道會走到那裡,你們一點不會應酬,這也許有用。」又順手把我剛才多給他的錢迅速塞在我的手中,喃喃地、有點突兀地說:「你們會比我還難。……其實,真要想抓你們,親戚家早就監視上了。要說安全,倒是北京反而最安全。這裡有那麼多你們的朋友,你們在這裡被抓的話,全世界都知道。這裡有許多國家的使館……」接著,他匆匆下車,在車窗外,一直看著我的眼睛,直到火車把我帶走。

我等他們來逮捕

我到太原的第二天中午,資助大同會議的工廠廠長,親自開車把勵之送來,一同陪來的同事笑著說:「李老師!我完璧歸趙了,請驗收!」我把我知道的緊急消息說了,勵之哈哈一笑,坦然地說:「他們'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幫我作宣傳,讓我出名;假如他們真要逮捕我,一定是讓我出更大的名,我等著他們來逮捕。」這話一半是說笑,一半是不相信,不相信當局會如此之蠢,同時也想讓老人放心。但那位廠長想起,在整個開會期間,在行車途中,都有人緊緊相隨。此時我發現,在樓外正對房間的幾個窗口,都有小汽車。這種小城,在工廠宿舍區,難得小汽車長時間停靠,更何況同時有幾輛。

勵之是不信邪的,但就在當天下午,樓下的住戶來敲門。平時為了安全,婆母一人在家時不開門,但鄰居說一定要進來,因為他家廁所漏水,要檢查一下是不是樓上的原因。

太原是工廠城市,水不夠用,居民樓只有一早和深夜才有水,家家都是凌晨上班之前,把一天的用水接在大的容器內。這個要進來的理由雖然不足,但鄰居大聲要求非進來不可,中國人是不允許有隱私權的,老人只好開門。鄰居家老太太進來之後就不準備走,坐下來東家長、西家短說個沒完。

一直等到勵之妹妹下班回來,認真和她一同下去,查看她家並沒有漏水的廁所,她也不以為不好意思。顯然,她是奉命來的,雖然沒看見我們,她可以在匯報中說:「方家老太太開門不痛快,他家一個小房間的門始終關著。」以此表示她的「盡職盡忠」。

第三天是星期日,我們去不遠的古蹟──晉祠遊玩。為了讓我們安心休息,勵之妹妹夜間幾次下樓作偵察,記下了車號。當我們一出院門,幾輛性能很好的小車,始終輪流尾隨;我們坐上去晉祠的專線旅遊汽車,小車不緊不慢地跟在後面;我們進了晉祠,其中一輛白色小汽車也停在附近,開著引擎待命,有另外的人緊跟我們左右。回程前,我們戲謔地查看開著引擎的車號,恰是勵之妹妹記下的之一:山西01-17340。

為了開個玩笑,我們改乘普通郊區班車。這種車,站站都停靠,郊區農民或攜家帶口、或肩挑背扛地上上下下,每站都很戲劇化。果然,破舊的郊區車已開出一段,轉了彎,小白車才跟上。前面就是一個圓的叉路口,小車惟恐迷失,快速緊跟,但大車卻呼哧著停在一個不起眼的路邊樹下。幾個小車上的人跳下車,在幾個路口都佈署了人。忙亂一陣,才發現大車又歪歪斜斜地上路了。再到沒有多遠的下一站,小車差一點撞在大車直冒煙的屁股上,在大車尾又吃油煙又吃灰。

不能連累親人

進入市區,這幾個追蹤者在路口下車,截住一輛黑色的Taxi樣的車,其中一人跳進車內;原來的白車用報話器說了幾句話,然後開走。我們饒有興味地在公共汽車上,看著這場不高明的把戲。到了勵之妹妹的家門口,那輛一直追蹤我們的白車和另一輛黑車,已一南、一北停在家門口。這輛黑車的車號不是本市的,看來為了對付兩個手無寸鐵的書生,真用了大力氣!

1989年2月26日的夜裡,因Bush晚宴,我們已領教過更大的場面,對太原的表演並不害怕。不過,看來大兒子的消息不是謠言;小兒子的判斷也屬正確。我們不能讓親人受連累,更不能讓老人受驚,因此決定回北京。

幾天的奔波,加上水土不服,我躺了一天。第五天一早我們道別了親人,準備去火車站。剛開門,樓下一個中年婦女堵住門口正要進來。可能是樓下幾輛車苦守一天一夜,未見任何動靜,所以又派人來查看。送我們的孩子奚落地說:「不用你來監視了,人家走了!」。去火車站的路上,我們也是在兩輛車的伴送之下:一輛是白色麵包車,,一輛是白色小汽車。一到車站,那車上的人直接進了站長室。我們上了火車,那車上也有人上了火車。火車到豐臺,已經是北京郊區了,突然有三個彪形大漢來到我們的臥鋪邊座上,坐著不動。一直看著我們在北京下車,他們混在下車的人流中,消失了。我想,大約是把我們交給北京的監視者了。

燒勵之的模擬像

離家整整五天,香港和國內各地寄來一小疊匯條,都是請我轉交天安門學生的,其中還有邊防戰士的。多麼可敬、可愛的年輕人啊!信走得太慢,形勢險惡,我已無法完成這些比錢本身重得多的囑託,我也不願取出這些錢。按照中國郵政慣例,無人取的錢,應退還寄錢者;我不放心,一一給他們寫了信,告訴他們,若需原匯條,我立即寄去。

除了匯條,還有更多的信。我一一給了簡單的回信。當時我沒料到,這是我在此後一段時期中,能直接發出的,給中國大陸上不相識的青年朋友的最後一批信了。我也不能預測,這些信會不會給他們帶來災禍。

回家的第三天,六月一日,清晨剛起身,我們的記者朋友ABC廣播公司的柯達德先生,登門告急,不久,V.O.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來電話。他們說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幾個郊區縣,如大興、順義等,由政府組織的農民遊行中,焚燒了方勵之的模擬像。他們擔心方已被捕,也想瞭解方本人的感受。

勵之泰然地說:「我們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發生的事,我們的一切活動,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們是清楚的。燒模擬像,在國際上或中國歷史上,我記得,只有國家級或領袖級的人享用過。我今天竟有此殊榮?他們要這樣作,我不介意。」勵之照樣去天文臺上班、答研究生問。

在天文臺,有人相告,送勵之的那位廠長離開太原後,被公安車緊緊追蹤,直到中途停車休息,公安車才發現有誤而放棄。這使我想到,為什麼他們要反覆核對,真也笨得可以!

乾脆英勇就義

六月二日,在美國的大兒子來電話,我簡述了一切,我認為當局有意逼我們,作出錯誤的決定,他們好利用。我們離開北京一共五天,關於我們的謠言已經滿天飛,諸如,已經出國,已經到了香港,逃命去了,……。最後我說:「我們等他們來抓,要出國,也等將來光明正大地走!」孩子在電話裡大叫:「媽媽!你們千萬千萬不要作這樣的'英雄'!為什麼要以這樣'英勇就義'的語氣說話?媽媽呀!你快答應我,不要作無謂的犧牲!」我安慰他,問題沒有那麼嚴重,中國不至於如此黑暗。

也許,國外得到的消息更多、更正確,國外打來的不只一個電話,有外國朋友,有出訪的中國朋友,都擔心我們生命的安危。也不斷有記者來,有的是看看我們是否還在,有的一定要攝下照片。氣氛急迫而緊張。

上午,勵之照常去天文臺;下午,我如約接通Perry Link教授家的電話;他和夫人Jean帶著兩個可愛的孩子來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無玩興,談話離不開天安門。只有他那淘氣的小兒子Nathen,看上了大客廳牆壁上掛著的一柄寶劍,那是1988年的最後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專門託人登門送來的禮物,這是他家祖傳的紀念品,願送勵之保存。

這兩天,北京人是數著鐘點過日子的。一輛吉普壓死市民的事,在人們心上投下濃重的陰影。六月三日晚間的新聞聯播,已經殺氣騰騰,人們不能入睡。在這西郊的科學院宿舍區,住得較近的鄰居,悄悄地交換看到、聽來的消息。人們的心,密切關注著天安門,但願快快天亮。

他們真的殺人了

半夜,電話鈴可怕地響起來,一個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記憶裡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聲音急促地說:「李老師,不要問我是誰,我是北大的學生,同學們叫我一定要打通這個電話。我好不容易、冒著火光和槍聲來打這個電話,就是要告訴你,我們親眼見到,軍隊和武警已經殺人了!他們殺人了!這是真的!在我邊上一位清華的學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學頸部中彈,被打穿大動脈,血流如注,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這消息弄懵了,一再問:「是真的嗎?我能為你們做什麼?「對方的孩子似乎著急起來,更快的說:「是真的!我親眼看見的!你那裡能聽見槍聲嗎?現在仍然在放槍。我們什麼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師平安。殺人之後,他們不會放過你們的。……「孩子哽嚥著:「老師,多保重,再見了!……」放下電話,他又忙著救人去了。

這時,我才聽見,在北京深深的夏夜,遠遠地傳來一種沉悶聲,伴著斷續的、似爆竹的聲響。我覺得,要做點什麼,一陣揪心的胸痛使我渾身冰涼。樓道裡,雖然家家都不開燈,但家家都沒有睡。

接著,第二通電話又響了,是一個更成熟的聲音,簡單的通報,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統計:有20人被打死,有兩百人受傷。第三通,是一個東北的、似曾相識的口音,向我通報:在他附近的統計:50人被打死,幾百人受傷。……。快天亮了,又有人報:死一百,傷一千……。每一個電話的最後,都是憂慮而深情地說:「不要問我是誰,希望你和方老師珍重,平安。」

我覺得,天也變了,地也變了,這是不是一場夢?一場惡夢?一場該死的、罪惡的夢?!電話發出的每一個音符,都是來自那罪惡的屠殺場。也許,這是某個年輕人最後一次和人世間通話。他們報出的每一個數字是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啊!是一個年輕人的心啊!。

盼來六月四日的黎明,樓道裡出奇地安靜。既沒有平時孩子們每逢星期日在電梯裡的喧鬧,也沒有大人相約買菜,和為假日烹飪的忙碌。徹夜不眠的人們,在樓道相遇,不打招呼,只睜著乾澀的雙眼望著前方。

中國大陸的人很熟悉這樣的表情,那是當大難襲來,人們掌握不了自己命運時,常有的表情。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不讓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為了防止有一類人,用任何一句話編造是非。

一個我很熟的北大學生,打來電話。他是聽了六月三日晚殺氣騰騰的廣播後,想去找同學回校的。走到六部口附近,無法前進,親眼目睹殺人的慘劇。他邊說、邊哭,聲淚俱下:「你知道嗎,阿姨!我到了那裡,我親眼見到,坦克和裝甲車開過來,橫衝直闖,他們從車上無節制地向人群開槍。路邊的人,站得好好的,也沒叫口號,也沒唱歌,軍車上的人就向人群掃射。我親眼看見,同學們就這樣倒下去,腦漿迸裂……。我們回到學校,不少同學身上,還留著死去同學的血和腦漿。太慘了,我真不明白,為什麼無原無故地向人群開槍?」孩子說不下去,而且顛三倒四。顯然,他拂不去這血淋淋的慘像,他的心還在那可怕的屠殺場上。抽泣一陣之後,他說:「北大的老師徹夜等在校門口,現在他們去學生宿舍查看,不知道我們會失去多少同學?……」

一定要保重

快到中午時分,北大一位教師打來電話:「李淑嫻,我告訴你,據紅十字會確切通報,昨夜、今晨,學生和市民共死亡兩千六百人,傷六萬人。這是官方承認的紅十字會報的,不是謠言。今晨,全體在校的教員,列隊迎接能回來的學生,學生們回來都是歪歪斜斜,人數不多,太慘了!我們和學生,抱頭大哭。聽說,清華大學這次犧牲最慘重。北大究竟犧牲多少,還沒統計出來。我只想提醒你,那些人已完全失去理性了,什麼事都可能作出來。希望你們要多保重。「這聲音已經收拾起巨大的悲傷,充滿了憎恨和憤怒。我明白,這時候給我打電話,又是經常上了我家公安局錄音帶的聲音,對他們是危險的。這樣冒險通報,就是告訴我實情,你們要多保重,這字字千金啊!

誰都無心吃飯,上午,勵之仍然去天文臺上班。中午,勵之剛回家,Perry Link來了,他紅著眼圈,戴著黑紗,兩天不見,他好像瘦了、也蒼老了。大概每人都是這樣。他剛在中國人民大學門口,聽學生訴說。他欲哭已無淚,傷心地站在那裡,也站不住,直倒換著雙腳。停了一會兒,他啞著嗓子說:「你們都知道了!真沒想到……我見到很多現場實拍的照片,看見了學生們……,太慘了……」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約我憔悴得十分難看。我指著他臂上的黑紗,他黯然說:「是學生們給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點表示。」我小聲、憤怒地說:「誰也想不到,想不到他們竟這樣凶殘,這樣愚蠢!是愚蠢!……」這時,勵之的學生送文章來了,又來了什麼人。

為了不打攪勵之和研究生交談,我請Perry Link進了裡屋。他從傷感中醒過來,關切地說:「你們若有任何困難,需要我幫助,我一定盡力,你們不用客氣。」我說,在這時候,和我們太密切,可能會面臨麻煩。他卻提高了聲音,真誠而難過地說:「現在我什麼也作不了,也坐不下來作事,中國人處在這樣的苦難中,我起不了作用。假如能為中國人作一點事,我心裏會好過一點。」我也告訴他,各方對我們善意的警告,我們的確是處在危險中。

那有這麼笨的政府

但偌大的中國,何處安全呢?我們已出走了一次,正如小兒子所說,當局若想要抓,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對我們都不安全。我不願意再給親友製造麻煩,我們太瞭解中國共產黨了。上次的出走,是基於我不太相信當局真要抓我們,太原之行打破了這種僥倖心理,更何況他們已經殺人了。也許,外國人的家裡安全一些;也許,外國大使館更安全些。但這樣一步是很難跨的,我還希望,這種混亂局面只是一時的;也許,到一個隱蔽的地方住一、兩天,看一看,再回家來。

Perry Link作為一個很瞭解中國人的美國人,仍然很難理解中國人深層的心理,他茫然地說:「外國人的家,現在也不安全,自從Bush晚宴之後,我們家受到密切注意....」他不願說自己的難處,接著,他不解地說:「大使館,我沒有問過,不過,美國大使館接受避難,這在歷史上是有先例的。我不知道,你們方面有什麼障礙難於跨過?一切你們自己決定,我願盡我可能的力量。」

我坦白地告訴他,最主要的,是怕由於我們的行為,影響中國的學生和學生運動,讓中國當局有了藉口,對學生不利;其次,勵之是個十足理性的理想主義者,他視名譽比生命更重要。到現在,他還認為當局沒有道理來逮捕他,因為,他完全沒捲入天安門的事,不必躲避。再有,勵之過於相信他自己的聲望;他覺得,當局若無理地動了他的話,他們自己將來很難下台階,哪裡有這麼笨的政府?

Perry Link一肚子的狐疑,不知道哪一種估計更正確,念叨著:「我不明白,老方的事怎麼影響學生?我也不明白,為什麼要冒著坐中國共產黨監獄的危險?在監獄裡,什麼也做不了,怎麼對學生有好處?怎麼對中國將來有好處?謠言儘管他們造,實際怎樣最有作為,最能發揮自己作用,才是重要的。當然,什麼都由你們自己決定。」這充分表達一個正直的美國人的心;也顯示出兩種文化背景衡量事物的不同角度。中國的知識份子,「西化」如勵之那樣,在心底裡,仍然有些許「中國士大夫」的氣質。

今夜不能在家住

經過「八九民運」,更多人在自己的經歷中,接受了新的價值觀;人民把能有一批人逃出生天的消息,當作喜訊,到處傳播,不介意官方宣傳中所稱的「叛逃」。Perry Link臨走一再說:「我再想想,有沒有安全的地方,我隨時準備幫助你們。讓我們保持聯繫。」

下午,一位年輕的美國記者,急急地打來電話,直愣愣地說:「要不要我幫你們離開家?換個地方?「我們謝了他的關心,表示我們哪裡也不去。

下午四點多,Perry Link和一位他的記者朋友來了,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個折中的辦法,記者朋友請我們到他所包的飯店房間,那裡平時是安全的,中國官方一般不會來打擾。勵之仍舊不動聲色,他說還要看一看,明天他還有一個約會,完了再說。兩位外國朋友擔心地走了。走前,我說,我們家的電話用起來要倍加小心,我和Perry Link約定,假如情況緊急,需要他的幫助,我在電話中就說,要他把孩子帶來玩。

快到晚間中央電視台聯播節目時間了,人們憎恨這幾天的節目,但一定要看,看究竟說什麼。就在這時,樓下忽然聚了一堆堆的人,原來,有人把一個被槍殺的七歲(或九歲)孩子的遺體,送來讓大家看。無言的抗議,大人低下頭,小孩緊緊拉著媽媽的手。

我們的摯友,前兩天還說去太原是多此一舉,當晚派他的妻子來,告訴我們,軍內上層已正式傳達,要抓方、李夫婦倆,他替我們找到一間空房,可以蟄居一些時間,他的妻子等我們決定,好立即帶我們走。她警告我們,今夜不能在這個家住了,抓人一般都在夜裡。

我們的鄰居,悄悄地來了。他緊張地說:「老方一定要躲一躲,今夜不能在家住。你們要是信任我,今夜,無論什麼時間,來我家住,我們把床給你們留著。用坦克、自動步槍對著手無寸鐵的人民,不能再相信他們了!我們真可憐,真是手無寸鐵啊!科學院這個區,他們最恨,這是知識份子聚集地,將來整起來,一定是不會輕的……」我迅速把他送走,不要讓別人看見。

情況危急

門鈴又響了,進來我認不出來的一位盛裝女子,原來是我們青年朋友的妻子,刻意打扮了一下。她心慌意亂地拿著丈夫的字條,大意是:「我想法弄到一輛車,今晚八點出發。兩位老師今晚一定不要在家住。假如你們同意,八點以前在路口等或到我這裡來。我把二位老師送到×××先生那裡,先住一陣。」我知道,她既擔心丈夫,又擔心家裡一個幼子,就請她快回家;告訴她丈夫,不管我們去不去,都永遠記得在這危急時刻他為我們作的一切。我們七點半不去的話,就是不去了。他們有什麼安排,不要耽誤。

電話鈴響,送來一個土氣十足的聲音,勵之拿著電話,愣了一下,好像在回想什麼,突然他笑了,接著說:「我明白了,謝謝你,我明白了,明白了!」這一連串的「明白了」,原來是對於電話「啞迷「的回答。放下電話,勵之向我解釋。這是一位十分「正統」的朋友打來的,情況的險惡,使這位朋友用改變了的聲音和腔調說話。這位朋友說:「老方,厄(我)從山東老家來,咋這裡呔髒,你咋不換個乾淨地方待著?看!電視上都演的啥?」這時電視正在說「平定反革命暴亂」的事。

這個電話使勵之比較相信情況的緊急,因為,別的好友對我們鍾愛,反而使勵之認為他們過於擔心。「正統」的、不過於激進的人都認為危險,那就更有客觀性。這時,他才同意我給Perry Link打電話。一接通,我一一謝了所有在我家等我們決定的朋友,請他們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我雙手拉著他們的手,用力地用雙目盯視著他們,我要永遠在心上刻下這一張張純樸、善良的臉。

就這樣離開家

這是Perry Link這一天內第三次來到。勵之還想著明天就回來,這時,他的研究生來了,勵之交給他要辦的事,應該寄出的文章、書信。我收拾幾件最簡單的漱洗用具,向小兒子說:「一起走吧!」他顯出不情願的樣子,我勸說:「媽媽不放心你!你就算先送送我們,明天再回家,好嗎?」就這樣,我們離開了家。六月的夜晚來得很遲,黃昏的斜陽下,我回頭再望一眼我們住房的陽臺。陽台上,我專門請人做的晒衣架子,還有打通兩個陽臺之間的拱形門洞。這都是請人裝修房子時我得意的設計,準備在家裡不定期地請朋友們、學生們來進行學術討論,或舉辦「Liberty Salon」。為此,當大兒子要用他的助學金送我們一件禮物時,我指定,要一座自由女神像。

陽台上,還沒來得及種上一點我希望有的綠色植物;陽台上,還放著一位朋友特地送來的防火索;室內放下的落地窗簾隱約可見;……。我轉身又看一眼樓前的場地,一樓住戶的鐵柵欄,柵欄上不整齊的綠色枝葉。猛然,在樓的轉角,靠著柵欄,站著一位中年人,他含笑看著我們進了汽車。他是誰呢?

Perry Link替我拉開車門,再一次催我上車。一向行動急促的我,還在發愣,我好像預感到什麼,又回頭看看我的家,才低頭進入車裡。車座的布罩上,點點血跡;司機座邊,另有一人。司機急忙解釋:「我們不敢一人開車,不知道會撞上什麼。這一夜,我們都在自願免費冒險拉學生,你看這布罩上的血……,唉,太慘了!學生們真是可憐!……。」我才明白,Perry Link沒有用他的長期包車,而是為我們特地叫了一輛Taxi。

車行到海淀大路上,一群群的人,聚集著;有人圍著持槍的軍人,連問、帶說理、兼責備。北京人沒有怕,北京人睡不著,都上街來了。天暗下來了,我們決定去就近的Shanglira飯店,等明天再作決定。找到房間,天已全黑了,路上有持槍的人,我們不放心Perry Link一個人回友誼賓館,但他不放心夫人Jean一個人帶兩個幼小的孩子;我也想起,Jean最近私下告訴過我,BushDinner之後,常有無聊的騷擾,甚至有人往她那裡打下流的電話。無奈,我懷著擔心,目送他在黑暗的夜色中,一個人走了。

一夜不眠,聽著殺人之後北京的聲音。深夜,越洋電話接通。清晨,Perry Link來到。勵之要回去參加約會,我想知道確實的消息才放他走。

只有一條路

我接通一個我信得過的家,告訴他們,我在一個新的地方,想知道真情。孩子搶過電話,急急地說:「李阿姨,北大很多同學至今不知去向,學校一片肅殺之氣。學生領袖都不見了,也許被殺害了,也許躲起來了……」我急得說:「你不要叫我,也許我不再給任何人打電話了,但我不能判斷,情況究竟怎樣;假如可以,我們想回家,他還有事……」孩子聽到這裡,急起來,大聲說:「阿姨!我告訴你,學生領袖都躲了,當局不會放過你們,這是真的!還有,據可靠消息,在各海關、各口岸早已有你們的照片,你們不可能通過那些地方。但是,同學們都盼望你們安全,這件事很重要!很重要!大家要知道你們安全!這消息對學生太重要了!我只能說這些,你和叔叔要多保重,再見!」這是我向外打的最後一個電話。

我們面前,只有一條路了,那就是,先到大使館,要visa一試闖關,與其在家中或在街上不明不白的「失蹤」,不如在公共場所被捕;同時也試問一下有關的條例。Perry Link來時已發現,路上更緊張了,為了保險,他找來一位年輕的CBS工作人員,拿著可通全世界的報話機,擠在一個小車上,出發了。沿途,經常走不通,改道再繞;沿途,在高校附近,學生設的簡單路障上,綴滿了紙作的白花;沿途,人們悲悽而膽小地彎腰低頭,匆匆的行人像幽靈一樣;……這就是我離家的路上。

患難與共

都說中國人很愛家,中國古、今有多少懷鄉、思家的名詩、名歌;但是,這幾十年來,在中國大陸的國土上,既沒有戰爭,也沒有分裂,而可憐的中國人,卻經常被弄得家破人亡;中國知識份子,卻經常是夫妻分離、遣送邊疆、掃地出門的命運。

我告別了多年來盼望的、唯一的一個像個家樣的家。這也許是我告別了某種更深層的東西,告別了某種思想模式,告別了某種價值觀念,告別了某種心理狀態;這也要求我尋找一種新的心理平衡,要求我開始走生命的又一章。這需要勇氣。

和每次劫難不同的是,這次巨大的劫難,我和勵之在一起。也許,我們可以得到相互的精神補充;以我們已不算年輕的生命,有相知,相愛,相補,來譜寫這對中國人來說,是精神的、生命的、新生的一章。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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