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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不流血」政治轉型的中華偉人

 2013-03-23 12:3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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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初,在蘇俄歷經「冰天雪地十三年」磨煉的蔣經國,攜妻帶子,輾轉回到浙江溪口老家。一年後,應江西省主席熊式輝之邀,赴南昌出任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新兵督練處長。1939年,日軍進逼南昌,新兵督練處遷往江西贛州,蔣經國轉任贛南行署專員。此後一直到1945年初,步入而立之年的蔣經國在此地大刀闊斧查禁菸賭娼,修明吏治,發展經濟,興辦教育。6年時間,社會面貌大為改觀,人稱「贛南新政」。

初到贛州,蔣經國不期然發現,隨著抗戰局勢的發展,贛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凸顯,已成為「前方的後方,後方的前方」,是連接東南和西南的橋頭堡。他說,「贛南是一個完完全全適合於抗戰建國的據點……在我就任贛南之初,就下了決心,要克服一切困難,而完成此項使命。」

戰時的贛南,煙賭娼盛行,土匪惡霸作亂,宗族間的械鬥經年不息。蔣經國到任後,迅速出臺「三禁一清」政策,禁菸、禁賭、禁娼,肅清土匪,全面出擊。對於鴉片煙,國民政府原來實行「寓禁於征」的政策,實則變相保護,「特種公賣處」即以省主席熊世輝為後臺,公開販賣煙土,蔣經國限定一年的靳戒期,從1940年7月1日起,所有查獲煙犯,無論種、運、吸、售,一概處以極刑。有個富商的兒子因偷食煙毒被捕,家屬買通警局,並表示捐贈一架飛機。熊式輝急電放人,蔣回覆道:「電到已槍決,無從挽回。」

為了抓賭,蔣經國親自帶隊,化裝成賣餛飩的小販,搗毀了廣東某中將軍長開設的賭場。原本有恃無恐的地方豪強,一時間人人自危。他還要求:被抓賭徒必須在贛州公園抗日陣亡烈士紀念碑前罰跪3天。當時有一個警備司令的太太被抓,照樣被罰跪,上午3小時,下午3小時,轟動了整個贛州城。禁娼開始,查辦了幾家小規模的妓院,遭到老闆們的軟泡硬頂。蔣經國不為所動,下令停收「花捐」,關閉妓院,同時設立婦女工廠,安排妓女從良。贛州歪風邪氣自此禁絕。

「在贛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經過了974座橋,其中有714座是要修理的。有84條路是不能走人的。」走馬上任,蔣經國腳穿草鞋,遍訪贛南11縣的每個角落。「除舊布新」的重點在於民生問題。1940年11月,第四區擴大行政會議制定了《建設新贛南第一次三年計畫》,蔣經國提出了要在3年內實現「五有」目標: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計畫實施前的贛南,150萬人口中有九成以上是農民,除了礦山開採之外,全區幾乎沒有像樣的工業。蔣經國一方面吸引沿海內遷資本到贛南開辦工廠,另一方面推動成立紡織、碾米、製糖等小型工廠。

1943年11月,美國記者艾特金森在《紐約時報》發表報導稱,蔣經國的改革使得贛南地區面貌一新。此前,贛州只有3家工廠,農耕方法,贛南原本是糧食嚴重短缺的地方,現在的產量已足可供應10個月的消耗量,預計到1944年可完全自給自足。「中國方面的有識之士都一廂情願地高談中國的現代化,卻只有贛南在真正地推行。」艾特金森感嘆道。在他眼裡,贛州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最乾淨的城市。

蔣經國曾多次對部下說,歷代王朝的倒臺,究其原因,主要是吏冶不清明,官員腐敗。為此,他重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幹部,而他最為欣賞乃至引為知己的,是上猶縣縣長王繼春,王為官清正廉明,肯為老百姓做事。1942年底,王繼春積勞成疾,住進省立醫院。因一貧如冼,只能變賣家當治病。縣政府匯去500元治療費,他得知後即令勤務員匯回上猶。院方嫌他小氣,不給他好藥吃。1943年3月,王繼春病逝。在王繼春追悼會上,蔣經國聲淚俱下,宣讀了題為《哭王繼春之死》的悼詞。他認為,王繼春不是因肺結核瘸死的,而是被腐敗的社會吞噬的。他痛斥道:「這個醫院是腐敗的,是今天一個腐敗社會的縮影;自己只管自己,不管人家的死活。把活人治死了……人與人之間沒有感情,人把人當作貨物,這到底是什麼世界?這到底是什麼天下?」

受個人成長經歷的影響,蔣經國十分強調在艱苦環境中磨練公務員的體魄和心智。在1940年9月舉辦的幹部講習會中,蔣經國與學員同吃同住,每天4點起床早操。一天,他要求學員赤腳跑到新贛南農場,和農民進行體育比賽。蔣代表公務員第一個出場,和一個老表比賽摔跤,結果被老表摔倒在地。最後一天,學員們凌晨2:40分就吃完早飯,蔣經國帶領大家在大風大雨中集合,跑上了贛縣最高的崆峒山,舉行結業典禮。蔣經國說:「我們這兩星期的訓練,最重要的是洗心的工作….應當每個人反省自己是否把心洗乾淨了,是否有了潔白的良心……贛南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有的就是我們新的政治作風。」

蔣經國主政贛南以來,外界評價甚高,有「戰後政治看贛南」的說法,蔣介石也有耳聞,曾經拍發電報說:「兒任專員已足三載,人民愛戴,建設進步,時用快慰!」讚譽聲中。蔣經國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在《東望章貢合流》中,他檢討自己短處多於長處,故而造成了過失多於成就。他說,自己在贛南得到了許多做人做事的經驗,但是有許多經驗,卻付出了使人民受苦的代價,因此。他一方面時時不安,同時也「因此而尊重此種經驗,並思用之於來日」,力求在將來服務期間,減少錯誤,使人民能夠得到真正的利益。

綜觀蔣經國一生,作為一地之行政長官,前有贛南,後有臺灣。他所說的「思用之於來日」,今天看來,正是臺灣。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蔣經國傳》作者陶涵認為,贛南經驗為蔣日後主政臺灣提供了諸多借鑒。

1972年,蔣經國就任臺「行政院長」,「蔣經國時代」由此開啟。1973年,在國際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蔣力排眾議,推行「十大建設」。事實證明,正是這些大型建設項目,為臺灣經濟的騰飛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在生命的最後兩年裡,蔣經國與時間賽跑,加速政治改革。臺灣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政治經濟改革,脫離不開蔣經國贛南時期的執政實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蔣經國基本上是執行蔣介石的政治理念,1972年以後開始顯露個人獨特的執政理念。一方面,他啟用了一些青年才俊和技術官僚,使政治風氣有所改變,另一方面,和贛南時期一樣,他深入民間,走遍了臺灣的縣鄉鎮。在經濟方面,臺灣十大建設帶有明顯的計畫經濟烙印。而在1940年的第四區擴大行政會議上,蔣經國就曾經提出要在贛南建立三民主義的經濟制度。「三民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異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就在於我們是有計畫的。」

蔣經國生前認識的民間友人,談起這位對臺灣發展影響深遠的總統時,經常提起蔣經國深入基層,廣聽民意後,迅速形成政策的風格,如此的行動力值得政治人物借鏡。黃斌璋談到昔日與蔣經國相識的往事時,滔滔不絕,眼神中還露出往日風采,他最肯定的是蔣經國果斷的效率。有一年,蔣經國希望瞭解農民的生活,當年擔任大溪鎮長的黃斌璋表示,「說實話,現在農民的生活跟一級貧戶沒有兩樣」。蔣經國納悶地說,「為何會如此?」黃斌璋說,農家的生活很苦,稻米收購價格不高;有些農戶生活比較好,那是農家子弟到外地工作,賺錢貼補家用,根本不是務農所得。蔣經國接著到附近幾處農田和四合院與農民聊天,發現問題的確很大。1、2個星期過後,政府宣布調高稻米收購價格,黃斌璋說,「這就是行政效率!」黃斌璋還回想蔣經國對他說過的話,「鎮長就是土地公,土地公就要帶我去看最真實的民間生活」,也由於蔣經國的直率,讓他有機會反映基層的聲音。

桃園大溪黃日香第三代傳人黃文彥說,當時的大溪鎮長希望可以有一條橋供大型車輛通行,結果短短不到兩個月,大溪對外的武嶺大橋就有工程單位開始測量準備施工。蔣經國在南投的友人張讚盛過世20多年,但他的兒子張俊敏回憶說,中潭公路拓寬案核定前,蔣經國曾在到訪張家時,詢及張讚盛有關路線的問題,由於北山村原路段兩端都是下坡,其中一邊又是急轉彎,附近的北山國中小學生上下學面臨交通安全威脅,若能改走外環將可降低車禍發生。

沒過多久,當時的交通部長林金生實地探勘,經評估認為張讚盛建議比原規劃路線好,最後北山段敲定改走外環,後來證明這樣的改變是有必要的。張俊敏說,蔣經國在基層探訪民瘼、討論問題時,傾聽民眾的意見,並很快成了決策的思考方向,值得當今為政者學習。他並感嘆說,很多官員雖然學到他的親民,但沒有學到蔣經國的果斷、效率。

蔣經國在屏東恆春的民間友人龔新通,直稱這位平民總統「伊是正港的領導人!」(他是真正的領導人)。民國63年5月,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到恆春視察,當時擔任恆春鎮長的龔新通蹲在地上畫圖,為蔣經國簡報,訴說興建後壁湖漁港的重要性,沒想到蔣經國也蹲下聆聽,並交代當時的省主席謝東閔「就用中美基金去做」。這就是經國先生厲害的地方,他做決策永遠都很快,而且在行動中做決策。——龔新通對蔣經國敏銳與馬上解決的果斷力印象深刻。

蔣經國曾以步行方式,從鄉公所一路走到菜市場,並與沿路民眾打招呼致意;甚至穿著汗衫拜訪漁民,那時,後壁湖漁港有22間漁民草房,蔣經國交代要蓋漁民的國民住宅,好讓漁民在漁船回航後有好的房子可以住。「一斗米多少錢?」則是蔣經國到菜市場巡視過程中所考問的問題,蔣經國認為,「擔任地方首長,要瞭解百姓的動態」,龔新通從此以後都特別留意民生物資價格。與蔣經國互動過程中,龔新通擔任公職一點都不敢懈怠和馬虎,「經國先生這麼賣命的為百姓服務,我也要像他這麼賣命,不能說把他的言行當座右銘,而是一種感召。」

蔣經國主政時期,套用狄更斯《雙城記》裡的話,「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壞,因為臺灣退出聯合國,原來的友邦紛紛轉向大陸,最後連臺灣依賴最深的美國也投向北京,臺灣的國際生存環境十分艱難。好,臺灣當時還是一個低開發地區,有很多事情可做,做出任何一點成績,都能得到民眾的讚揚與支持。內部的強固,可以抵擋外部的衝擊。於是,蔣經國開始了他在臺灣的大事業。首應提到的,是「十大建設」,包括高速公路、國際機場、港口、鐵路電氣化、大鋼廠、大造船廠、石化工業和核能電廠等等。有些項目,今天看來也許無甚了得,但在40年前都算先進事業,為臺灣的工業化、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在推動「十大建設」的過程中,有些事可見蔣經國用人行事風格之一斑。譬如,他徵召開紡織廠的企業家趙耀東籌辦大鋼廠,趙說,不是他不願幹,而是沒法干,因為大鋼廠雖屬首創,但仍是「國營事業」,用人用錢都要受「國營事業管理法」的約制。他按照官定的待遇延攬不到第一流人才,他按照官定的標購程序也買不到第一等材料。蔣經國當機立斷:大鋼廠可特准不受現行法規約束。

趙耀東有位「把兄弟」是煉鋼專家,趙登府請他出山相助,對方抵死不從。趙噗通一聲雙膝跪下,您不答應我就不起來了。對方也跟著跪下,算我對不起您,給您賠罪了。兩位「半百老翁」相對而跪半小時,趙耀東贏得「最後勝利」。

趙耀東從此以廠為家,身先士卒,用人唯才,採購物料絕不接受關說、收取回扣。大鋼廠成為臺灣最賺錢和最有效率的公營事業。趙耀東後來擔任過「經濟部長」和「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退休後在養老院終老。蔣經國政府中有很多財經大員,如李國鼎和孫運璇等人,都擔任過經濟部長、財政部長或行政院長,對建設臺灣貢獻卓著,他們退休後,上無片瓦,下無寸土,手無股票,住在公家宿舍,靠政府一點顧問津貼過日子。

蔣經國的施政原則,政府幫助企業界賺錢,但官員不能和企業家「打成一片」,以維政治風氣之清明。他不是只要求別人,而是自己也以身作則。當時有位立法委員,是他莫斯科大學同學,平時會在一起喝酒聊天。但此公應一銀行之請,掛名擔任董事長,蔣立即與他劃清界限,不再往來,以免外界猜測他與金融界有何瓜葛。蔣經國深知金融業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財政部長」徐立德接事時,蔣叮嚀他,凡事都要想到百姓的生活。後來一家有銀行性質的信用合作社出了問題,前後任「財政部長」徐立德和陸潤康雙雙解職。在蔣經國主政下,「十大建設」加上「新竹科學園區」,使臺灣工業在世界市場建立了地位,國際社會稱許臺灣創造了經濟奇蹟,臺灣也進入「東亞四小龍」的行列。

蔣經國晚年對中國人真正的大貢獻,是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從此打開了兩岸隔絕數十年的通道,也才有往後的三通、海協和海基兩會的對話、九二共識,以及和平發展的演進。臺灣TVBS電視臺曾做過一次廣泛的民意調查,問大家誰是他們心目中最好的領導人,結果蔣介石得票9%,蔣經國得49%,李登輝12%,陳水扁8%。常被人誤解有「省籍情結」的臺灣本地民眾,給李登輝的支持度不到蔣經國的四分之一,給陳水扁的只是蔣的零頭。

治國如河中操舟,免不了有灘湍之險,就端賴舟子的嫻熟技巧。舟子要有好技巧,首先要時時想到這條船。作為一名划船人,蔣經國似乎很在意這條船和船上的乘客——不管他是基於什麼原因。也有人說,蔣經國不可能不想到自己未來的歷史定位。夠資格作此想的人不可忘記:歷史對他的任何記載,都是他自己寫上去的。河北大學馬列教研部教授王鐵群在《炎黃春秋》撰文說,臺灣從威權政體轉變為憲政民主,固然是合力作用的結果,但蔣經國在生命的最後時光,「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

1978年5月蔣經國當選「總統」,成為臺灣地區集黨(此前已任國民黨中央主席〉、政大權於一身的「政治強人」。蔣經國可以像一切專制者或威權者那樣,握緊「槍、筆兩桿子」,利用軍警憲特鎮壓一切異見人士,固守「基業」,享盡特權。事實上,蔣經國在上任「總統」的最初幾年仍實行威權政治,在繼續振興經濟、厚植「國力」的同時,繼續白色恐怖,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但是,蔣經國沒有陶醉在臺灣經濟的騰飛和一呼百應的感覺之中。

1986年10月10日,蔣經國在「國慶」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向歷史交代」的講話,表示要對歷史、對十億同胞、對全體華人有個交代。1987年5月,副「總統」李登輝向應邀訪臺的美籍學者楊力宇提交了蔣經國「總統處理國家大政決策的基本原則」:一、一切作為向歷史交代,不在乎目前的譭譽,而在於將來歷史上的評價。二、因應現實情勢所作成之決定,常不受他人之影響左右。三、企圖建立制度,求國家之長治久安,不求一時之方便。正是這種向歷史交代、對歷史負責的精神,使蔣經國力行政治革新,領導了一場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利器,是現代國家和社會的核心價值。臺灣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於1946年12月25日國民大會通過,1947年元旦公布,同年12月25日生效。該憲法遵循主權在民的理念,明確了公民權利的保障,規定了五權分立和地方自治的權力制衡制度等。但因國民黨當局在臺灣長期「戒嚴」,使憲政受到很大束縛。蔣經國晚年多次強調要尊重憲法,依憲治國。1979年12月10日,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強調,實行民主憲政是「國家」政治建設應走的大道,必須繼續向前邁進,決不容許後退。1984年3月蔣經國連任「總統」後表示:「當秉承憲法及大會賦予之職責,為國效命,為民服務」。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時說:「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他聲明:切按憲法行事,不允許任何違憲行為。據《國民黨下臺內幕》一書透露,1985年12月25日,蔣經國在主持行憲紀念大會等三個會議聯合典禮時,突然離開預先準備好的講稿說:「現在,有兩個問題,經國想做一個明確的說明:第一就是,總統繼承者的問題……下一任‘總統’,必然會依據憲法而產生……有人或許要問,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第二就是,我們有沒有可能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向來統治國家?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執政黨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莊大道,絕不會變更憲法,同時也絕不可能有任何違背憲法的統治方式產生。」蔣經國還強調,要保障憲法前提下的公民集會、結社、組黨權利。1986年10月7日他對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說:「我們向來都理解人民有集會及組織執政團體的權利。不過,他們必須承認憲法,並且認同根據憲法所制定的‘國家’體制……不得從事任何分離運動——我所指的是‘台獨’運動,如果他們符合這些要求,我們將容許成立新黨。」當時在現場傳譯的馬英九回憶說,當他把蔣經國所說的「開放政黨合法登記」等關鍵詞翻譯給訪客時,他好像觸電一樣,產生了一種「我們正在改寫歷史」的強烈感覺。

1986年3月底,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張,強調「要以黨的革新帶動全面革新」。會議決定調整政策,包括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動黨務革新等。臺港輿論界一致認為「國民黨以今春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為契機,也下了求變的決心」。毫無疑問,這些「新政」的實施,必會推動國民黨向現代民主政黨轉型。不解、懷疑、阻力的存在是必然的。蔣經國在一次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上明確作答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體制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蔣經國努力順應時勢和民意這一點,對其屬下影響至深。宋楚瑜回憶說「跟隨經國先生14年,有幸與聞機要,參與變革,我所學到與體認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為政者要從民眾的角度看問題。’我們不要光從政府或政黨的角度看問題,政府不一定全是對的,民眾的聲音常有它的道理。我們只要以民眾的角度來理解問題,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順利推動;並得到民眾肯定。」

晚年蔣經國的眼界已超越了個人、家族、黨團利益,用其手中之權努力推動社會民主化。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在臺北正式成立,因當時「黨禁」未開,民進黨從程序上屬於非法。一些國民黨要員要求對民進黨施以鎮壓,情治部門也向蔣經國提交了抓捕名單,但蔣經國沒有批准「抓」、「殺」,他忠告這些人:「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他強調:「應採取溫和的態度,以人民、‘國家’安定為念處理事情。」他指出:「黨追求民主的基本方針、原則不能因客觀情形的變化而改變,必須維持下去。蔣經國默認民進黨成立,這是臺灣政治轉型的重大突破點,對此,一些人是難以理解的。1986年10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再次強調:「個人的生死譭譽並不足惜,重要的是‘國家’、民族的命脈。」「凡執政黨同志,應以中國國民黨一向大公無私,為‘國’為民的誠意和開明的豁達,積極求進的作為,與所有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共同努力」,以「使民主憲政更充實、更完美」。

蔣經國推行的民主改革,必然觸及各方既得利益者的特權,招致種種反對和阻力。在蔣經國簽署解除「戒嚴令」前後,國民黨內許多人向蔣經國提出質疑,擔心開放黨禁報禁之後,國民黨會否丟掉權杖?會否就此亡黨?會否「天下」大亂?……「國策顧問」瀋昌煥提醒蔣經國:「這樣做,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蔣經國淡定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蔣經國還說過:「世上沒有萬年的執政黨,即使被人民選下臺,將來政績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選上。」在2000年大選時,國民黨被多數臺灣民眾拋棄,成為在野黨。國民黨下臺後,經過痛定思痛,割癰去疽,在2008年被臺灣民眾重新舉上執政之位,驗證了蔣經國的預言。

蔣經國不僅有上述政治轉型的基本思想,而且採取了一系列政治轉型的措施,推動了臺灣社會的政治轉型。為了推動政治轉型,蔣經國根據對「政治革新」的態度調整領導成員,提升開明派力量,這一措施減少了中常會內部對「政治革新」的阻力,為政治轉型創造了決策層條件。要實現政治轉型,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是設立專職機構,加強民主研究,指導民主實踐。蔣經國從中常委中選出嚴家淦、謝東閔、李登輝、谷正綱、黃少谷、俞國華、倪文亞、袁守謙、瀋昌煥、李煥、邱創煥、吳伯雄12人,組成「革新小組」,專門研究「政治革新」。蔣經國要求他們:「先選擇最重要的來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1949年5月臺灣當局和臺灣警備司令部頒布「臺灣地區緊急戒嚴令」,規定「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請願等行」;「嚴禁以文字標語或其他方法散佈謠言」等。蔣經國指示「革新小組」:「戒嚴問題應列為第一優先」,「應朝解除戒嚴及准許新黨成立的政策方向前進」。1986年10月,國民黨中常會根據蔣經國提議,以舉手錶決方式通過「解除戒嚴」決議。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公布施行「國家安全法」,同時正式解除在臺灣實施了38年的戒嚴。蔣經國指出,「‘解嚴’將使臺灣邁向一個更民主、更自由、更進步的時代。」

解除「戒嚴」,是保障臺灣人民的權益、實現臺灣民主化的關鍵措施。恢復民眾結社自由權力,准許成立包括政黨在內的政治團體。據宋楚瑜回憶:「當黨外運動崛起,經國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開始介人與黨外和各種反對勢力溝通。蔣經國在接受聯邦德國記者採訪時,公開承認黨外反對運動對社會進步有助益。1986年9月初,蔣經國對美國記者表示國民黨已在研究開放黨禁問題。1986年10月,國民黨中常會在通過「解除戒嚴」決議的同時,通過開放「黨禁」決議。正式解除「戒嚴」、「黨禁」後不久,臺灣就有60多個政治團體申請註冊成立政黨(其中20個獲得通過截止到1991年底,登記註冊的社會團體多達137個,未登記的黨派和政治團體也為數不少。

言論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中華民國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但在「戒嚴」期間,這些自由在臺灣地區並沒有完整履行。蔣經國主政後對媒體界較為寬容,《八十年代》《美麗島》等黨外政論性刊物都被允許出版。1988年元旦亦即蔣經國過世前13天,在蔣經國的指示下,正式解除「報禁」。從此,自由媒體不再被視為起鬨鬧事、「動搖國本」的「亂源」,臺灣進入全新的資訊流通時代。到2007年9月,臺灣擁有報紙2273家,廣播電臺178家,通訊社1260家。到2010年7月,雜誌達7088家。1990年臺灣允許私人開辦有線和衛星電視企業,至2005年臺灣已有63個有線電視系統。……

為適應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開放「報禁」後的新形勢,必須改進國民黨的工作,把國民黨轉型為現代政黨。蔣經國強調「黨務革新」是「政治革新」的關鍵,而「黨務革新」的重點,「最要緊的是放棄自私自利的觀念,糾正心理上的錯誤」;在蔣經國努力「提高黨的競爭能力」的要求下,國民黨從思想、觀念、組織、訓練等各方面進行了重新規劃和改進。國民黨「置之死地而後生」,今天已脫胎換骨,成為新型政黨。

1988年1月蔣經國逝世後,由他開創的政治轉型事業繼續深人。1991年4月,臺灣制訂了「憲法增修條文」,廢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92年5月,廢止了「陰謀內亂罪」和「言論內亂罪」。1994年12月,省長及臺北、高雄市長直選。1996年3月,首次「總統」直選。

今天的臺灣,民主競選、分權制衡、輿論監督、結社自由、地方自治,被稱為是「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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