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豐富的宋朝為什麼出現「錢荒」？(圖)

經濟文化的繁盛，造就了宋代貨幣的繁榮。（圖片來源：Fotolia）

宋高宗時期，南宋都城臨安，這個無比富庶繁華之地，也曾被「錢荒」困擾。

宋朝發生錢荒

「錢荒」指的是市場上可以流通的銅錢不足，民間「錢尤難得」，街市上的商品因而滯銷，老百姓深受其害。此時恰逢秦檜當政，民怨沸騰之際，據說老謀深算的秦檜放出風聲，說是舊錢不能用了，命令鑄造新錢，一時間，臨安的豪富人家紛紛出手，將自家貯藏的銅錢紛紛投向市場，現金流像泉水一樣在臨安市場上噴湧。臨安「錢荒」被秦檜的一場陰謀化解，暫獲喘息之機。

浙江沿海的臺州城則在「錢荒」風暴中遭到沈重打擊。宋理宗淳佑年間，日本商人在溫州、臺州一帶低價出售日貨，交易銅錢，此後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臺州城內幾乎找不到半枚銅錢，城內交易幾近癱瘓。大臣包恢驚呼：「臺城一日之間，忽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

從都城到沿海，在江南形勝之地，「錢荒」一直成為趙宋帝國的夢魘。發端於唐朝中葉，一直到明朝才被白銀治癒的「錢荒」，在兩宋時期頻頻發作，給帝國以沈重打擊。

貨幣品種多樣的宋朝

宋代的「錢荒」分布極不均勻。「錢荒」有季節性因素，譬如豐收時節，集中上繳稅負時容易出現「錢荒」；另外還有地區因素，譬如江浙一帶最易發生「錢荒」。北宋時候中國的經濟重心南移，江浙等地生產最發達，物產最豐富，但是帝國的貨幣量卻一直供應不足，因而「錢荒」高發。這與趙宋帝國高度中央集權有關。譬如北宋時的「錢監」，也就是造幣廠，主要位於東南地區，但是產出的銅錢需先大量供給京師汴梁以及西北邊防地區，進入國家財政系統後，才能流通到江浙，客觀上阻礙了貨幣在江浙的供應。

宋代「錢荒」或有種種複雜的表現及原因，但絕不是真的缺錢。宋代是最富創新精神的年代，把整個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羅盤」均出現在宋代；北宋的都城汴梁成為世界大都會，擁有150萬人口，而同時期的歐洲，倫敦僅有市民1萬5000人，巴黎市民不到9000人。作為重要的生產資料，煤的大規模開採也出現在北宋。美國學者哈特維爾估計，十一世紀的宋代煤的產量，大致與十七世紀整個歐洲煤的產量相當。正如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所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經濟文化的繁盛，造就了宋代貨幣的繁榮。宋代是中國史上空前絕後的貨幣品種最豐富的朝代。除了銅錢，同時使用的貨幣包括鐵錢、金銀，以及包括茶引、鹽鈔在內的「有價證券」及流通「票據」，還有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

鑄造銅錢最多的宋朝

宋代也是中國鑄造銅錢最多的年代。特別是北宋時期，銅錢鑄造數量之大，讓其他朝代望塵莫及。北宋最高年份銅錢鑄造額約為五百萬貫。而以鑄錢較多的唐代為例，最多的天寶年間造幣也不過三十二萬貫。據中國著名貨幣史專家彭信威估算，連同前朝舊幣，當時全國貨幣流通量應當在兩億五六千萬貫。這幾乎是個天文數字。以宋仁宗時代為例，當時北宋政府預備將官田私田化政策，把大量民田交給私家地主和個體農民經營，每畝地最初作價約為二貫五百四十文，而宋初一個中下級官員的俸祿大約為二十五貫左右。

貨幣前所未有地滲透進了宋代人的生活。到市場買東西需要銅錢，老百姓繳納賦稅需要銅錢，朝廷發放的部分官俸和兵餉也是銅錢。蘇軾被貶居黃州時，曾經幽默地記述過自己的貨幣生活。剛到黃州時，經濟困窘，每個月只能領很少的俸錢。蘇軾將其分成三十份，掛在屋樑上，每次只用畫叉挑下一份錢來使用，避免超支。偶有結余，就用來款待朋友。

銅幣的內憂外患

貨幣超級豐富的宋朝，為什麼出現了「錢荒」？而且在鑄錢最盛行的熙寧、元豐時期，「錢荒」問題已經凸顯？銅錢外流，民間窖藏及私鑄銅器盛行，是公認造成「錢荒」的直接原因。

宋代的銅錢，按照宋人的說法，是「一朝所鑄、四朝共用」，它同時還是西夏、遼國和金國的貨幣。宋代銅錢且流向了海外。日本曾派商船到宋朝從事貿易，貨物全部售完後，卻不再進貨，只收銅錢，一次就運走了銅錢十萬貫。根據小葉田淳《日本貨幣流通史》統計，在日本二十八個地方出土的中國銅錢多達五十五萬多枚，其中80%以上是宋代銅錢。

1266年，鐮倉幕府更公開承認宋銅錢為日本的法定貨幣。此外，宋代銅幣也是高麗、交趾等國的主貨幣，並流向南亞和西亞，成為印度南部地區，乃至阿拉伯地區的輔幣。同一個貨幣體係引發了同樣的貨幣病，當宋代「錢荒」肆虐時，依賴走私宋錢流通的日本也出現了「錢荒」。

總之，宋代的銅錢「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即使比唐代鑄造了多幾十倍的錢，仍然不夠花。比銅錢外流數量更驚人的還有民間窖藏。在宋朝境內，大量銅錢則藏於大家富室。「錢荒」越盛行，貯藏貨幣風越流行。青州一戶姓麻的人家，祖上庫藏錢有十萬之巨，三代都沒有動用。政府也會向富戶借貸，比如曾向永興李氏借錢二十萬貫。

宋代鑄造的數以億記的銅錢，如水入流沙，不知去向，這使得流通領域的貨幣量驟減，也使得現有貨幣流通速度減慢，從而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結果愈是造錢，愈是「錢荒」，再多的銅錢都無法彌補缺口，國家財政陷入了惡性循環。

官府的「錢禁」失禁？

宋代官府不得不採取更為嚴厲的「錢禁」，曾規定攜帶銅錢五貫以上出境者就要被判處死刑。後來邊境形勢緊張，刑罰加劇，規定攜帶銅錢出西北邊境一貫以上者就要處死。

「錢禁」涉及了各個地區，包括京師。為了防止都城「錢荒」，無論是北宋的汴梁還是南宋的臨安，都頒布了禁令，咸平三年「仍令開封府出榜曉諭，其諸城門鎖不得私放出見錢。」朝廷也對官僚機構下了禁令，一律不得搬運銅錢下海船，防止官員假借公事名義走私銅錢。除了海防，邊防合法的交易通道也被堵死。官方如向邊關地區百姓買馬，不得再用銅錢，而是改用布帛或者茶葉等實物交換。

只是，多頭管制之下，銅錢仍然源源不斷地流出宋代的國土，「錢禁」還是失禁了。

「錢荒」還是「銅荒」？

南宋慶元元年，居住在負山的岳珂發現，一場大雨之後，一座古墓現身，裡面有銅帶、銅盆、銅盂。不久，南宋朝廷的大規模收繳銅器行動開始了。家裡人懼怕受到懲罰，將剛出土不久的銅盂送交到官府，岳珂在《晉盆盂》記中記錄了這段歷史。南宋紹興二十八年的收繳比這個規模還要大，皇帝帶頭交出了御府銅器「千五百件」，送到了鑄錢司。那年收繳的銅足有二百萬斤。

這就是聞名於後世的宋代「銅禁」，與「錢禁」相輔相成，都是宋廷為了保住對銅錢的絕對控制權而採取的國策。

宋代「銅禁」除了國家壟斷銅礦的開採及冶煉外，也禁止民間用銅，甚至哪怕是擁有銅器。大規模的銅器收繳在民間屢屢發生。後來鑄錢添加了鉛和錫，又發展出了「鉛禁」和「錫禁」，但都不如「銅禁」嚴厲。北宋時，犯「銅禁」十斤乃至十斤以上者，都要受杖刑，並刺配到千里以外的牢城；南宋為此規定的處罰措施包括：「一兩杖八十，一斤加一等，十五斤不刺面配鄰州本城。」為了徹底斷絕私鑄銅器，甚至有人提議把所有銅匠都拘捕到為官家鑄錢的錢監。後來在執行中，更改為只拘捕違禁的銅匠。

「銅禁」導致「錢荒」

銅與鹽一樣，成為了官家的禁臠專賣品。實施「銅禁」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民間私鑄錢的氾濫，但其因為政策人為干預導致的民間「銅荒」，最終還是引發了「錢荒」。因為這使得宋代銅錢在國家壟斷下，其錢面上的名義價值長期低於其幣材所擁有的實際價值。假如不存在巨大的價差，銅錢供不應求時，民間銅錢持有人就不會選擇持幣，而是會將之投入流通獲利。幣值降低時，部分銅錢就會退出市場，被鑄造為銅器，從而自發形成平衡。而在現行政策下，被人為壓低了的銅錢實際上在不斷退出流通領域，在民間沉澱下來。因為銅錢不再是一種簡單的支付手段，而是成為可以保值的財富，如同積蓄金銀，宋朝的豪富人家紛紛窖藏銅錢。而在海外，來自大宋的銅幣，正如同硬挺時期的美元，在海外各國價值超高，實際購買力遠遠超過國內。《禁銅錢申省狀》記載了宋代銅幣的海外增值現象：「每是一貫之數，可以易番貨百貫之物，百貫之數，可以易番貨千貫之物，以是為常也。」

在銅價差的厚利趨勢下，商人們設法繞過了海禁，販賣銅錢到海外；民間則冒死犯「銅禁」。既然國家禁銅，民間缺銅，藝人工匠就會想辦法籌集銅，並偷偷銷溶了鑄成銅器出售，可以獲取五倍乃至十倍的利潤。宋代的銅鏡據說至今在藏品市場一直賣不出高價，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年私下鑄造，流傳到今天，因為數量較多，價格泯然眾人矣。

由此可見，宋代嚴苛的「銅禁」造成的「銅荒」，才是導致「錢荒」的深層次原因。在王安石變法時期，「銅禁」與「錢禁」曾一度有所鬆動：譬如規定在繳納一定比例的稅收後，允許攜帶銅錢出境；而在國家壟斷原銅生產的基礎上，也放鬆了對銅器鑄造和貿易的限制。

可惜這樣的改革開放，不過是曇花一現。隨著新法的失敗，「銅禁」、「錢禁」恢復舊觀。行政調控代替了市場的自發調節，「銅荒」繼續漫延，「錢荒」變本加厲。

劣幣驅逐良幣

終宋之世，宋朝都被「錢荒」的陰影籠罩。宋代一向給人以「積貧積弱」的消極印象，所謂「貧」，其實並不是指其社會經濟發展的水準低下，而是指國家財政長期入不敷出，宋代建朝三百多年，始終處於列強環伺之中，除了守衛國土的巨額軍費開支，不得不向四鄰支付「歲幣」買平安。再加上「錢荒」的打擊，曾經活躍的宋代經濟體，開始逐漸孱弱下去，乃至採取了飲鴆止渴的貨幣策略。

為了緩解「錢荒」問題，宋代政府可謂殫精竭慮。宋仁宗時期，在西北發行鐵錢；宋徽宗時代，蔡京又推行了夾錫錢，含銅只有57.14%，其餘為黑錫和白錫，規定要當兩個銅錢用，事實上是將錢幣變質，貶值了一半多。此外還發行過諸如「當十」等大錢，公開減重和貶值。比如當十錢含銅只有小銅錢的兩倍多，錢面值卻增大了十倍。這些錢上的文字，大多出自宋代名家，書法上佳，錢的成色卻暗中降低，預示著宋代的貨幣體系開始走向窮途末路。

貨幣制度的不合理變動加劇了貨幣貯藏的盛行。到南宋時，銅錢開始大量退出流通領域，一方面是紙幣開始大量流通，以彌補錢幣之不足，繼北宋的「交子」之後，又出現了「關子」、「會子」等；另一方面，則是南宋銅錢品質普遍降低，使北宋以來鑄造的大量優質銅錢退出。一方面良幣都沉澱在了民間，「錢荒」更為嚴重；另一方面，因為人們不願保留劣幣，會競相使用劣幣購買商品。結果劣幣最終驅逐了良幣。宋代凡是鑄造大錢、鐵錢和超量發行紙幣的地方，幾乎都出現過劣幣氾濫、錢多為患的局面。這加劇了劣幣貶值、通貨膨脹。

在財政拮据和「錢荒」雙重壓力下，紙幣作為宋代貨幣體系的一種創新，不幸承載了太多的政治功能，淪落為政府攫取民間財富，彌補巨額財政赤字的工具。紙幣發行的速度總是趕不上紙幣貶值的速度，南宋朝廷在這種危險的貨幣遊戲中苟延殘喘，走上了濫發紙幣的不歸路。以「會子」為例，起初的面額是一會為一貫銅錢，等於一千文銅錢。金宋交戰時，為了籌措軍費，政府發行會子量猛增至一萬一千五百多萬貫，會子一貫跌到三、四百文。惡性通貨膨脹愈演愈烈。宋理宗末年，蒙古大軍壓境，紙幣更是濫發，市面上只見紙幣不見米，二百貫會子，相當於二十萬文錢，還買不了一雙草鞋。直至宋室滅亡前，一貫會子已經不值一文錢。而趙宋王朝的通貨膨脹局面，至此已經不可收拾。宋代的貨幣體系全面崩潰了。

1276年，都城臨安淪陷，南宋滅亡。「錢荒」的陰影猶存，宋代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以銅錢為主幣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