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債務危機誰先至？(圖)

【看中國2021年2月8日訊】全球化退潮、美國撕裂、全球債務狂飆、各國刺激經濟增長，似乎成了剛剛過去的2020年的標籤。

為應對疫情，全球債務狂飆猛升，國際金融協會數據，到2020年底，全球債務將達到創記錄的277萬億美元，佔全球GDP的365%。其中，美國總債務有望在2020年達到80萬億美元，高於2019年的71萬億美元。

疫情加速了債務積累，難道沒有疫情就沒有債務積累了嗎？美國為何撕裂？難道只有美國陷入撕裂嗎？政府債務為何狂飆？財政赤字還可能壓縮嗎？工業社會的經濟已經增長遠超農業社會，各國為何還要追求更加高速的經濟增長？全球化為何屢屢退潮？、

只能等待通脹攀高，來戳破其中那個最不堅韌的泡沫……（網路圖片）

所有這些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

1 根基缺失

全球化大繁榮離不開三個重要理論：

1）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論證了政府最少干預市場的好處，指出市場會發現資源有效的配置途徑；

2）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論證了減少貿管制易的好處，推動了全球一體化；

3）大衛•休謨的「物價-現金流動機制」——論證了最少干預貨幣政策的好處。國際收支失衡——貿易逆差——黃金外流——物價下跌——出口成本降低——出口增加——國際收支平衡。黃金作為貨幣資源的時代，貿易是國際收支的主要平衡力量，國際收支有自動平衡機制。

然而，全球化的發展卻並沒有一帆風順，全球化總是在階段性退潮。1930年代、1970年代、都曾有過全球化退潮。這顯示理論並不完美。

全球化的理論支撐，目前來看至少還缺少兩個重要因素：

1）道德擴展秩序。《索羅斯論全球化》一書中曾經明確指出全球化缺乏統一的道德基礎。主權國家內的道德秩序可以由法律加以鞏固，是統一的。道德是有成本的，換句話說，主權國家內道德成本是相對等同的。但跨主權的全球化缺乏統一的道德秩序基礎。市場需要道德秩序做根基，但市場本身沒有道德。相反，市場總在尋找最低價格，難免會一直試圖將道德成本壓至最低。如果道德基礎不統一，在有限次博弈中，道德層級越低的主權國家越有價格競爭優勢。但在無限次重複博弈中，道德層級低的主權國家卻容易被排斥出去。

2）資源貨幣轉變信用貨幣。大衛休謨平衡機制的理論基礎是資源貨幣。資源貨幣（黃金）自1971年開始被信用貨幣（美元脫錨黃金）取代。貨幣資源是有限的，它主要集中服務於貿易，很少被用於投機。但信用貨幣可以無限增長，目前已經形成了龐大的貨幣投機力量，投機力量遠超貿易，最大限度的放大了國際收支失衡。國際收支失衡會摧壞各國合作的基礎。

至少兩點理論基礎的缺失，導致全球化（階段性）退潮具有必然性。

2 社會撕裂的必然

社會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基礎是創造良好的合作環境，只有合作才可以創造1+1>2的超額收益，而撕裂與對抗，顯然並不利於社會發展。

參與全球合作擴大了合作基礎，當然會做大蛋糕。但蛋糕的分配卻並不均勻，其中一部分人會多獲利（多為資本擁有者和高級技術人員），但另一部分人會少獲利甚至受害（多為普通勞動者）。在快速發展階段，問題會被掩蓋。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的潛力耗盡，增量分配就會變成存量分配，一部分人多獲利的同時必然是有部分人受害。

可想而知，弱勢方會產生牴觸動機。為降低弱勢方牴觸心理，國家可以對獲利方徵稅，對弱勢方進行一定程度的補貼（轉移支付），從而讓雙方共同獲利。但可惜的是，獲利一方具有高流動性，一國如果對其提高稅收，可能會刺激其（資本和高級技術人員）流走。反之，受害一方（普通民眾）卻極少具有有能力具有流動性（肉身出境）。為挽留具有高流動性的資本和高級技術人員，政府多會為其提供各種優待機制，但這種優待是以傷害弱勢方為代價的。

這種制度下，強者恆強，弱者更弱。一個道德或倫理問題就是，難道因為某種原因恰好處於弱勢的人，就理所應當承受所有的或最大份額的痛苦？

冷戰結束以來，全球一體化加速，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程度大為減少，但國家之間的貧富程度大大加深，隨之而來的就是社會撕裂。2020美國大選的兩派撕裂已經極為明顯。然而，貧富分化與社會撕裂，並不為美國所特有。

撕裂與對抗，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明顯的普遍性。

3 為何追求高速增長？

二戰後，全球經濟快速增長簡史：

1）戰後，美國黃金儲備佔據全球一半，美國輸出需求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美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代價是輸出黃金（資產減少）。

2）1970年代，美國黃金儲備下降逾半，難以繼續負擔火車頭重任。1971年，美國最終退出金本位，強迫日德升值，試圖讓日德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然而意外的是，美國退出金本位使得美元輸出不再消耗黃金儲備，美元輸出的限制消失，導致美元大量輸出。美元大幅貶值的同時輸出需求，實際上美國仍是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但已經是動力孱弱的火車頭。整個70年代，經濟增長疲弱，通脹卻奇高。

3）1980年代，大量美國海外的「石油美元」形成投機的重要力量，貿易項逆差不再對美元匯率具有根本性影響，大量石油美元返流美國，導致美元匯率逆勢（貿易）飆升。大量美元回流和強匯率，又為美國輸出需求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子彈。從80年代開始，美國貿易逆差迅速飆升，但美元並沒有疲弱，反而因投機美元流入大幅升值。此後，只要仍有國家願意對美元有飢渴，美元匯率穩定就有了支撐，美國拉動經濟火車頭的模式就可以延續，這段時間美元需求輸出比70年代更加強勢。中東「石油美元」之後，日本「製造業美元」、中國「製造業美元」交替接過美元返流接力棒。美國國債規模持續飆升的同時，也在持續不斷的對外輸出需求，順差國所賺取的美元返流美國，又為美元匯率提供支撐，形成一種不穩定均衡。

4）1985-1990，日本暴力加槓桿，分擔美國火車頭重任。

5）90年代，蘇聯解體後加入全球化、中國加入全球化、南美債務危機緩解、亞洲四小龍加槓桿等多重因素分擔美國火車頭重任。

6）2008-至今，中國暴力加槓桿，分擔美國火車頭重任。

二戰後，世界經濟已非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分工互換）模式，而是一種由美國輸出美元（背後是輸出需求），刺激各國輪流加槓桿的投資拉動型經濟模式。只有急速的經濟增長才可以掩蓋各國因全球化而導致的社會（貧富分化）撕裂矛盾。但火車頭拉動經濟模式的背後，是美元輸出氾濫和各國加槓桿的持續深化，雖然1971年美元脫鉤黃金讓美元氾濫輸出有了量級上的突破，但仍然不是一種可持續的模式。

隨著美元的氾濫和各國槓桿率的持續深化，美國火車頭的動力難以避免會越來越弱。只要市場對美元信用有所懷疑（美國新任財長耶倫上任後稱「不主動尋求弱美元」，這應該是最大的一個原因），或是美國試圖改變貿易逆差模式，全球經濟增長就將急速下降。

經濟迅速增長越來越不可能，可以預期的是，未來世界經濟增速將越來越慢。沒有高速發展來掩蓋矛盾，社會撕裂矛盾難以避免的會逐漸暴露出來。

4 赤字增長的必然

參與全球化從宏觀國家層面來說，的確是有利的。但對微觀個體的弱勢一方來說卻並不一定是有利的，反而可能是有害的，尤其是存量分配階段。

在經濟快速增長階段，無論弱勢方還是強勢方都可以從快速發展中受益，無非是多或少的問題，這種缺陷尚不明顯。但如果紅利消耗殆盡，經濟進入低速發展階段，增量分配階段就進入了存量階段，強勢方與弱勢方的撕裂與對抗隨之加劇。不公平感會導致弱勢方（以選票或按鬧分配方式）進行頑固性抵抗。一旦撕裂形成全方位對抗，合作基礎就會缺失，那存量也穩不住了，經濟會進入急速下降階段（中等收入陷阱）。為了保持住經濟存量，政府所面對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安撫弱勢方避免社會產生嚴重對抗？

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從獲利一方徵稅，補貼受損一方，讓全民從開放中共同受益，改變只有一部分人受益的現狀。但全球化的高流動性使得國家很難對強勢方（獲利方）徵稅來補貼弱勢方（受損方）。那麼以國家負債（財政赤字）形式對弱勢方進行轉移支付就是僅有的一條路。

戰後快速發展階段結束之後，日歐轉移支付（共同受益）是造成財政赤字的一大原因，這也導致日歐在債務危機問題上越走越遠，已經無法回頭。

對美國來說，情況更加複雜一些。美元是世界貨幣，可以對物價進行隱性補貼（也是民眾福利的一種表現）。對物價的隱性補貼大大提升了美國居民消費能力，使得美國可以持續對外輸出需求，刺激其他國家增加庫存，形成倍數效應，從而拉動世界經濟發展。世界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對美元的需求增加，美國就可以徵收更多的鑄幣稅對本國居民消費進行補貼。

但一旦進程反轉（對美元信用產生懷疑），美國就無法輸出需求，對世界經濟的拉動效果就會消失。拋售美元還會讓美國陷入高通脹。1970年代有過一次市場對美元信用產生懷疑，結果導致西方世界陷入十年滯漲。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增量分配）一定程度上可以掩蓋貧富分化問題（社會撕裂），但這種快速發展背後也要付出債務上的代價。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低速增長階段，為彌合貧富差距需要進行社會托底，參考美日歐來看，中國財政赤字缺口可預期的會越來越大。

目前來看，戰後美國火車頭拉動經濟增長模式顯然已經走到了盡頭，美國債務負擔能力和利率已經逼近極限，美日歐中債務問題均已極為嚴重。但社會矛盾卻只能以經濟增長和轉移支付來掩蓋，繼續擴大債務已經是唯一可用的手段。明知有毒，也只能飲鴆止渴。

任何一國如果試圖停止債務擴張，債務危機就會爆破，進而傳染其他國家爆破，沒有哪國可以脫身。

印鈔完全無法自動停止！只能等待通脹攀高，來戳破其中那個最不堅韌的泡沫……

然後，集中引爆所有問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