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校園風波看西方民主(圖)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本人提供）

今天（2024年5月7日）我們要討論的是美國當前的一場校園風波。這場風波在美國鬧得很大，已成為頭號話題之一。我想強調，儘管大家可能主要接觸的是中文信息，但我建議不要僅僅侷限於中文報導，這場校園風波的複雜性遠超過我們通常看到的。正如1989年的民主運動，儘管被暴力鎮壓，但大多數參與者並不完全理解民主的真正含義。他們的訴求多種多樣，比如反官倒、反腐敗，訴求豐富遠不是經典民主運動的概念所涵蓋的。

這場校園風波同樣包含了多種訴求，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猶太人的聲音。我自己在白宮附近兩次目睹過猶太人的集會，他們都是反對以色列執政的利庫德集團。目前，美國有100多所高校發生了類似的校園風波，警察已經抓了2000多學生。這些學生來自不同國家和族裔，他們的行動不應被簡單地視為易受欺騙或操控。與中國的洗腦教育環境不同，美國學生在一個自由討論和自由辯論的環境中長大，他們在各大校園中接觸到各種信息，每個人都進行獨立的判斷。這與中國不一樣。中共的洗腦教育很厲害；在洗腦教育成功地愚民後再煽動大規模暴民運動。他們因此以為，其他的運動也是洗腦教育或操縱的結果。中共總是說我是背後一些他們無法控制的事件的一小撮幕後操縱的人。但我親身感受想要操縱民眾其實很難。我嘗試啟蒙中國人幾十年，被我喚醒的很少。比如在座的各位，但你們混得好的時候，誰也不會聽我的，甚至反而會相信共產黨的話，認為我就是那種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其實，中共才是最大的啟蒙者。

當很多企業家受到中共的迫害時，他們就覺醒了。我常說，來找我們的都是倒霉的人，誰讓他們倒霉？共產黨。共產黨讓他們倒霉了，他們就知道沒有民主，沒有法治，沒有自由，沒有人權。他們在中國再怎麼努力，最終都歸零。

再比如李克強，他是我的老同學，最後被謀殺了。我們兩個在北大時討論，用什麼樣的方式能改變中國。他跟一批做官的北大校友認為，當時改變世界的所有的資源和手段都在共產黨手中時，真要改變中國，就要入黨；即使有些事情不如人意，也要隱忍；先掌握權力，然後才能改變中國。當時我也確實不認為他是錯的，因為80年代初的時候，工作、住房和社會福利都是共產黨掌控的。任何一個能影響中國人生活的資源，都在共產黨手裡。改變中國必須是共產黨幹部。不過，我們也知道，要想改變中國，先要有人能把改變中國的道理說出來，要自由探討。共產黨裡沒有這個空間。如果這個人是共產黨，因為有黨紀在那，還有政治學習要統一口徑，是不可能探討真理，更不允許說出真理。總有人要承擔探討和傳播真理這個代價。我決定承擔個人犧牲，獨立思考和發言，不受中共約束，不在中共內發展。

現在看當年分道揚鑣的是非，結論一目瞭然。他命都沒有了。他也到了一個重要位置位置，到了第二把手，又怎麼樣呢？當年本來李克強是排在習近平之前的，但後來又落到習近平之後，很大原因就是因為李克強的血統不純。因為中共懷疑關鍵時刻他可能是戈爾巴喬夫，是蔣經國。共產黨元老擔心，他不會讓這個江山一直掌握在共產黨人手裡，所以就把習近平拿上來。按照鄧小平提出的接班人標準，習近平這個人既沒有學歷和專業，也沒有政績，本來不該作為接班人。但他就是靠他的共產黨血統，比李克強更紅一點。其實李克強的父母也是正廳局級的幹部，也是抗日時候參加了共產黨，但還是被認為不夠純。所以就把習近平這個所謂共和國原始股持有者的後代選上來，現在確實證明了習近平為了不讓共產黨江山變色，寧願逆歷史潮流而動，把中國拖入到一場災難中。

討論美國校園風波的時候，我們做政治結論要謹慎。美國現在抓共產黨的特務的時候，我對FBI的作法不滿，我和他們講我從政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中國目睹了太多因為政治原因造成的人間悲劇。政見可以不一樣，但是一定要準確地理解這個人的想法是什麼。不能因為政見不一樣，或者討厭對方，就進行曲解，無限上綱上線，然後進行無情的打擊，造成毀掉一個人一生的悲劇。

我們講毛澤東搞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尼克松曾經說毛澤東影響了整個地球，而毛澤東自己說他隻影響了北京的幾個區縣。毛澤東非常清楚，沒有幾個人是真心跟著他搞革命，許多打著毛澤東旗號的人都是在謀求自己的利益。

在西方社會，人們能夠準確地選擇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道路，是因為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例如，一個窮人可能會說這個政府福利多一點就符合他的利益，所以要選擇民主黨，因為民主黨傾向於劫富濟貧。還有的人認為政府要小一點，少收稅就符合他的利益。比如有錢人會選擇共和黨，因為共和黨主張減稅和保護產權，要壓制不合理的暴民要求。但是這些都是民主社會，不要以為共和黨是不管窮人，或者民主黨就是要劫富濟貧，都是民主社會框架內存在的。

在美國校園中，起初動員最多的並不是巴勒斯坦人或者反猶的，更多的是「Cease Fire」呼籲停火，和要求人道主義救援直接到達婦女和兒童手中，以及對以色列士兵的行為進行約束，避免誤傷。這就像剛才我講在白宮看到兩場猶太人的抗議都是針對以色列利庫德集團的。這表明巴勒斯坦問題的複雜性不僅僅在於表面的是非對錯。例如，聯合國設有有效的援助線路將生活和醫療必需品送到和平平民手中。即使打擊哈馬斯看似合理，也必須考慮到對婦女和兒童的糧食供給和其他支持受到保障。

你要問，哈馬斯拿走了糧食那怎麼辦，這是在實施過程中的另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之所以複雜，就在於那個地方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如何安排。在全世界，包括美國和加拿大在內的所有政府現在都支持兩國論，即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各自建立一個國家。然而，以色列方面擔憂，如果巴勒斯坦的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他們的國家安全就會受到威脅，因此不允許在以色列沒有安全保障的情況下讓巴勒斯坦建國，而利庫德集團更加反對巴勒斯坦人建國。

哈馬斯的身份在國際社會中一直存在爭議。瞭解巴勒斯坦的人都知道，哈馬斯是人民運動。而西方國家，尤其是以色列，將其定性為恐怖組織。西方並不是不知道哈馬斯的本質，但他們認為，人們有和平表達政見的自由。他們只懲罰那些拿起武器、通過暴力手段實現政治目標，改變國際社會安排的做法；這類勢力被定義為恐怖組織。因此，他們一直將哈馬斯界定為恐怖主義軍事組織，並對其進行打擊。但如果哈馬斯只是和平表達自己的意見，也是被允許的。

巴解組織是主張和以色列和解的，但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把這個曾經的執政組織給選掉了，把哈馬斯選上來。利庫德集團認為，如果把哈馬斯現在的軍事人員都消滅了，明天拿起武器的巴勒斯坦人又會成為新的哈馬斯，所以要讓巴勒斯坦人意識到，支持哈馬斯就要承擔代價，震懾他們不要再加入哈馬斯的軍事組織。此外，以色列認為，既然阿拉伯人關心巴勒斯坦人，那就開閘，讓他們到埃及去。聯合國的傳統是，如果一個國家發生戰爭，就會在交戰地區的周邊國家建立難民營，安置戰爭難民，等戰爭結束再回去。但現在埃及不讓他們過去。埃及擔心，巴勒斯坦人離開加沙後，以色列不允許他們再回去，以色列會永久佔領加沙地帶。

背後的複雜性和是非，並不是我們今天在這裡能夠徹底討論清楚的，我們肯定無法在這種情況下取得一致的立場。但我要強調的是，校園風波的一個主要觸發點是這場戰爭對平民造成的傷害。因此，學生們希望找到一種解決方式。事實上，美國政府已經多次向以色列的利庫德集團施加壓力，甚至威脅要切斷對他們的支持。整個加沙地帶，哈馬斯有十幾個旅，目前12個旅已被消滅，還剩下6個旅，四個名最精銳的旅在拉法。以色列認為要打擊恐怖主義，就必須進入拉法。

美國關心的是該地區50萬至100萬巴勒斯坦人的安置問題。目前，以色列的計畫不足以保證人道主義的生存條件。

全球普遍認為，以色列的特工隊伍是世界上最精銳的，理應能夠實施精準打擊而不必引發大範圍衝突。這一點引起了世界對以色列的質疑：為何不採用精準打擊，而是通過戰爭來震懾平民？拜登在戰爭一開始向利庫德領導人內塔尼亞胡分享了美國反恐的教訓。美國曾在進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時受到當地民眾的歡迎，但兩年後這些民眾加入了反對美國的陣營，如ISIS就是薩達姆·海珊過去的軍官組成的。阿富汗民眾後來支持塔利班捲土重來。這都是因為美國在反恐行動中未能保護平民，使當地的人民從一開始支持美國轉而反對美國。後來，美國吸取了這個教訓，美國調整了軍事策略，開始使用小規模精英部隊而不是反恐戰爭，成功在巴基斯坦擊斃了本拉登。

阿拉伯地區內奸和叛徒特別多，以色列完全可以通過收買信息或者內奸來對哈馬斯高級領導人進行逐一精準打擊。但利庫德領導人認為，哈馬斯作為一種人民運動，即便是消滅了某些領導人，新的反抗力量仍會源源不斷地湧現。這就造成了以巴兩國都沒有安全感。國際社會普遍支持兩國方案，但現實是沒有任何一種方案可以解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深層仇恨。就校園風波這件事，學校的領導怎麼看待學生的行為？多數的教授都反對警方介入校園運動。這種情形讓人聯想到中國的八九六四，1989年當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時，多數的人都希望他們撤出去，但是當軍隊要開進去鎮壓的時候，之前各種立場的人都幾乎站在學生一方，反對鎮壓。

現在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試圖勸說學生離開，並最終向他們下達最後通牒：如果他們不離開，將被視為不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這種情況下繼續校園內集會就是違法行為，可以對他們進行武力驅逐。但校方在給國會作證時說，一個人有表達政見及和平示威的權利，但不可以使用違法行為，干擾學校正常運作的方式去強行佔領。

因此，這個運動就在美國引發了一個討論，即一個人是否可以用非正常方式表達政治意見。支持這些學生或想保護他們的人認為，他們的做法不對，但這個問題確實很複雜。學生想要保護生命是好的動機，因為誰也不想看到學生對待生命變得冷酷無情，學生們只是想對受到危險的人說幾句話，但是他們必須瞭解背後政治關係的複雜性。另一方面，反對者和學校認為社會需要秩序，無論表達政見與否，都不能威脅到校園和整個社會的秩序。

就像我們來到西方民主社會，我們將來也會面臨許多兩難的決定，比如是否支持同性戀大遊行。在美國，左派在同性戀問題上非常開明，但有些左派華人一旦涉及到自己孩子的問題，馬上就變得非常保守，變成極右派。我們華人置身於這個新社會時，如何理解這個社會，我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最關心的不是這件事本身，而是我在一些節目中與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互動時，他們認為美國正在衰落，理由是他們的年輕一代和老一代發生衝突，導致社會撕裂。確實，美國現在左派和右派的政治鬥爭已經到了極其激烈的程度，比如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川普(特朗普)和拜登之間的鬥爭。現在，校園風波帶出另一個撕裂美國社會的分歧線，這就是代溝。冷戰後生長的千禧年世代與上幾代的分歧和衝突。

但是中國人對西方社會還是存在普遍誤解。我舉兩個例子，關於疫苗，美國的左派認為應該接種，右派則反對疫苗。而在中國對待疫苗也存在兩派觀點。美國的右翼反對疫苗是不相信疫情的存在，他們不接種疫苗，也不戴口罩，不遵守社交距離的規定。而中國疫苗反對者則認為疫苗背後存在陰謀。另一個例子是，在2020年大選後，川普及支持者聲稱選舉舞弊，但對所有法院的裁決結果他們都接受了；沒有人指責法官被誰收買了。但在中國人圈子中，那些詳細選舉舞弊的人中間，法官被共產黨收買了的傳言流傳甚廣。美國人不會輕易相信法官被收買的說法，因為他們這些人一同成長，接受了相同的教育，他們知道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因此，中國人進入西方自由民主社會後，需要學會在黨派站隊之間保持準確地理解分歧的理性態度。美國有Peers的說法，認為左右兩派都是同胞，都是同伴，可以有分歧，但不要產生仇恨，要在這片土地上一起生活，一起建立這個的國家。

很多來自中國的人，他們可能反共，但他們的政治文化中被共產黨暴政深深植根著共產黨文化特有的仇恨種子。你經常會看到中國人因為政治觀點分歧，在吵架的過程中把問題升級到了個人攻擊，甚至變成了道德問題、家庭背景問題，祖宗三代問題。把原本是解決問題的過程，意氣用事地變成了對基因問題、身世問題的道德審判。你會發現很多問題最後除了打架以外無法解決。在西方，經常可以看到人們就分歧進行爭論，可能也爭論得面紅耳赤，但彼此之間沒有怨恨。最嚴重的情況也就是我們說的「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中國就不一樣，會升級成破壞對方的生意，或者其他嚴重的後果。所以，我用這個例子來說明我們與他們之間的理解落差有多大。

加沙問題最後如何解決我也不清楚。現在最近的進展是，以色列軍隊已經整裝待發，準備進入拉法地區。但在最後一刻，哈馬斯認慫了，表示願意接受談判。但以色列認為哈馬斯的談判方案離他們的安全要求相去甚遠，要求哈馬斯釋放人質。哈馬斯無法交出足夠的人質，許多人質已經死亡，無法以人質換取停火。因此，以色列軍隊已經佔領全部進入拉法地區的入境點，所以戰爭一觸即發。

上個星期我給我們美國黨部的黨員上黨課，其中一個在美國長大的黨員問到，以巴衝突對地球另一面的中國的影響如何？我回答說，唯一能夠制止利庫德集團的就是美國，而美國總統拜登現在最在意的就是學生的態度。因為在威斯康星州初選時，學生們表示不會投川普的票，因為川普是右派，這些學生是左派，但他們也可以不給拜登投票。美國的大選結果往往取決於幾千票的關鍵差異，而威斯康星正好是搖擺州。這幾千名學生的選票如果不投給拜登，拜登就會輸掉大選。所以對於拜登來說，這件事關係重大，這種槓桿可以影響美國的政治。未來，我們在加拿大可能也會遇到類似情況。美國的紅州和藍州的選舉結果不管怎麼改，結果都是紅的或藍的。只有那七個州可能會決定勝負，所以說，選舉就看這七個州。我們還記得2000年的選舉，佛羅里達的小鎮的選票決定了整個州的選舉人票，佛州的選舉人票又進而決定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全國選舉中的輸贏。這就是民主政治中的現實，有時候一個州一個鎮的幾千票就決定了整個選舉的結果。

我今天要講的是，習近平現在中國搞的是意見一致。而在美國，左右兩派在互搏，尤其是在校園風暴中，我們黨員的看法和美國上一代的看法相似，上一代人和年輕一代的觀點有很大落差。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社會是否會撕裂？有人問共產黨是否會打臺灣？我說，共產黨現在只有在一個情況下才能動手，那就是如果美國真的分裂了，因為現在唯一能制止中共的就是美國。如果美國自顧不暇的時候，那臺灣將面臨最危險的時刻。但美國會發生這種情況嗎？

在歷史上，美國曾經因為類似情況而撤出越南，這一舉措導致東南亞落入共產黨陣營。儘管美國總統明白，如果撤出東南亞，將會失去地緣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而蘇聯則會席捲之勢在全世界各地擴張。但他們還是這樣做了。這就是因為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影響到了總統選舉。結果是：數百萬曾支持美國的當地人被屠殺，還有上百萬難民逃難時被大海淹沒和海盜襲擊而死不計其數。美國的頹勢直到里根總統上任才將這一局面穩定下來。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關注的是，校園風波的結果將會決定整個世界的地緣政治，會影響俄烏戰爭和加沙地帶戰爭的結果。

即使這樣的局面發生，我們中國民主黨人也不必悲觀。在研判這種情況的真正的問題是，一個國家是否團結一致或許會決定短期一兩個事件的走向，但長期看，一個國家的發展取決於制度有沒有自我調節的能力。60年代後期的美國曾經比今天脆弱得多。那時，在國內，當時反戰運動、學生運動、人權運動都在持續進行。那時的美國大學校園不是警察進駐，而是軍警，例如在哥倫比亞大學、俄亥俄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地，軍警曾經槍殺學生。那時，街頭也充斥著各種各樣的運作。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德國和日本急劇崛起，美國則節節敗退，甚至日本人都曾試圖收購洛克菲勒中心。有人曾說日本一度是世界第一，美國人的信心跌到了谷底。在外部，前蘇聯曾一度席捲全球，中美兩國聯手也難以抵擋。在兩大陣營對峙中，美國失去東南亞、失去中央條約組織、失去非洲許多盟國。

但正是因為校園裡學生的吵吵嚷嚷影響了美國的政治，改變了世界版圖，也警醒了美國人。他們開始認真對待二戰後建立的社會的問題。能讓大學生走上街頭，這並不像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而是很多不滿積壓在一起，是對上一代的社會治理的懷疑，對制度的不信任。他們開始研究問題、根源和解決方案。今天，治理美國的人就是當年校園運動的那批學生同齡人，三十年前他們出總統。現在已經80歲，還是他們出總統，他們仍在治理美國。為什麼他們能夠持續活躍，正是因為他們在當年的校園運動中成長了，他們成熟了，他們經歷了各種各樣的風浪。當他們重新理解了社會，重新回歸制度之後，他們對這個社會有了信念。

現在的年輕人，我覺得其實他們把很多美國制度中的問題都暴露出來，其實給了美國解決問題一個機會。所以很多人都問我說，你看美國這麼亂糟糟的，中國一片非常團結的這種景象。我說那個團結是什麼呢，中國有很多問題都被壓下來了，這些問題將來會導致中國的衰落。而美國的問題，都通過校園運動這樣的方式暴露出來，而實際上把問題提出來才能解決問題。所以美國將來一定就會像60年代末期一樣贏回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有太多的變革，信息革命就是在美國這個地方才可以自由的表達，自由的表現，而且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衝突最後找到一個解決方案。看吧，20年後一定是還是美國贏回來。

我是在中國的科學的前沿做過的。做前沿研究的人最清楚，一個封鎖信息的政府，一個不能自由討論，科學家不能自由出國，不能跟別的國家的科學家自由交流的政府，就不可能產生世界前沿的科技。也許一兩個大腦可以在一兩個領域中獲得領先，前蘇聯也有過一些領域非常領先，但是整體的科學和技術，是一個生態、一個體系，一定要有自由的環境才能發展。所以我對美國充滿信心，各位也有幸看到了美國社會亂糟糟的狀態，但千萬別把問題簡單化。

所以美國在60年代這場學潮之後，美國各界精英都在研究我們中社會到底出了什麼事了，然後就開發了很多解決方案。我們今天看到的加拿大社會中很多寬容，包括女權主義，其實都來自於那個時代的反思。所以今天他們的年輕人可以提出很多訴求，可能包括我們在內都看不慣的社會現象，這些不要緊，等到最後塵埃落定的時候，美國一定會贏過專制國家。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