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十七岁嫁人，夫君是个国军军人，新婚后即随军上了抗日战场，不久即殉国。大姑誓言不再嫁，从此孑然一身。
1952年，大伯在天津开了家工厂，全家就都从河南老家投奔他。孤寡的大姑成了这个大家庭的当然的管家。
1966年，文革来了。大伯因为有个日本籍的妻子，而免于被整，而他的管家我的大姑却因为有个已死了多年的国民党军人的老公，而被街道上的造反派揪了出来。
大伯愤怒地对造反派说：“她男人是死在抗日战场的。她是抗日遗属。你们不能斗她。”
造反派说：“什么抗日？国民党抗日吗？国民党是消极抵抗，积极反共。”大伯曾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廖耀湘部队和日本人做战三年，腿上还留有三八枪的枪伤，他一直以自己的抗日历史为荣，听了造反派的谬论，气得脸红心跳。
大姑还是被带走了。
当晚吃晚饭时，我们听到胡同口传来锣鼓之声。又是斗什么人了？堂哥打开窗子，向胡同口望去，一排挂着白色牌子的人被身穿草绿色衣服的造反派押解着向胡同里走来。堂哥说，看看去。我们走下楼去，被押解的人迎着我们走来。牛鬼蛇神们的脑袋都被推成了阴阳头，一块青，一块白的，让人一时看不出男女。我们好奇地分辨着，哪是男，哪是女。并从牌子上歪歪扭扭的字上判断他们的罪名。我希奇地看着牌子的上的字，虽然拿时我还没上小学，但是已经学着认了不少的字，那些牛鬼蛇神的牌子上的字基本都能认识了。一个“地主婆”的牌子吸引了我。但是旁边的字我不认得，堂哥告诉我那是“伪军老婆”，我们盯着那个阴阳脑袋的地主婆、伪军老婆议论着，我向那个阴阳头的滑稽的头顶吐了几口唾沫。
忽然，那个阴阳头抬起来，看了我一眼，那冷酷的眼神同我的目光交汇的刹那，我呆住了，堂哥也呆住了，他一把抓住我，扭头挤出人群，把我向家里拖去。我们谁都没说话，但我们都分明看见了那个阴阳头，是我的大姑。
我如同闯祸般地，战战兢兢走进家门，大伯站在窗前，回头看看我们。堂哥走到他跟前，低声说了几句，他没出声。走到我面前，拍拍我的头说，你太小，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
几天后，大姑回来了，她的脸色阴郁的，显得阴森。不和我说话。她手里多了一把扫帚，每天听到哨声到胡同口去扫街。
周日的时候，爸爸来大爷家，我告诉他大姑的事，他说去看看，我带他到大姑常扫街的地方，我们看到那个背影。我们走过去，大姑抬头看见我们，匆忙向另一个方向走去，造反派对她高声大叫。我们远远地看着那个造反派训斥着大姑，而大姑弓身站在那一声不吭。爸爸忽然醒悟什么，抓起我的骼膊，匆匆地离开那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大姑还是天天去扫街，我也偶尔在胡同口能见到她，但是，她从不正眼看我们，我们也从不和她讲话。一天，大姑被人抬着回来，她被一辆三轮车撞倒了。医院看了，说没什么，就被送了回来。可大姑说，她那腿不能碰，一碰就疼。造反派要她去扫街，她说腿疼。从此，大姑就瘫痪在床上，再没下床。
堂哥堂姐轮流地去照顾她。我已经不住大伯家，回到自己家，偶尔也过来看看大姑，但是她从来不许我进那个属于她一个人的小屋。
1973年的一天晚上，我睡得正香，忽然被一阵砸门声惊醒，近来的是堂哥，一身的白色，见了爸爸就下跪，爸爸妈妈大吃一惊，堂哥平静地说：“大姑过世了，我爸说，大姑生前最喜欢我，所以让我充当孝子给他抱盆打幡。”
我们全家匆匆赶去。我们到那时，大姑已经被蒙上白布。爸爸一下子扑到大姑的身上，大哭起来，大姐，你这辈子好惨啊！
妈妈在一边低声啜泣，我木呆呆地站在一边，妈妈揪我一把：哭啊。
我知道大姑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我实在哭不出。还是呆呆地看。大伯说，孩子不懂事，算了。
好象第二天，大姑就火化了。直到看着她被推走，直到从远处看见那个大烟囱冒出淡淡的烟，我也最终没有哭出声。
直到我成年，直到我学习了中国历史，直到我懂得了文革是怎么回事，直到我遭遇到诸多人生的磨难，我才理解大姑的人生的悲剧，才唏嘘这个女人的一生是多么的凄凉，她居然没有一点的人生欢乐。
成年了，距大姑生存的时光已远去了，我忽然又觉得大姑亲切了，常常想起她，常常为她的人生而慨叹，而凄然。
我时常同亲戚回忆起大姑当年的腿病，我们认为，她的腿病决不至于无法下床，决不至于瘫痪在床，她的腿并没有骨折的记录，即使是伤到了神经系统，通过康复治疗也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恢复的。2001年，我因意外脚踝骨折，卧床三月，拆石膏后，脚踝肌肉强直，踝关节僵死，为此，我作了一个月的康复训练，终于恢复如前。可以说我的骨折伤痛已经超过大姑，但是，我可以恢复，为什么没有骨折的大姑反会瘫痪？我觉得只能这样解释：她的心伤远超过她的腿伤，她是以放弃正常人生活的乐趣来逃避她生存的环境。
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面前，她选择了放弃生活，保持尊严。事实上她也是他们姐妹六人中最短命的人，她只在人间生活了50几年。1999年，应大姑夫家的要求，堂哥带上大姑的骨灰盒，前往河南洛阳，将大姑同她那个已经为国捐躯半个多世纪的夫君合葬。
(原载《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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