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王蒙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亲切可畏的真实》中指出：“在中国现当代，作家是一个很受注目的职业，文学曾经时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发动大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由头或藉口，文学成为政治的风向标、晴雨计。作家的戏剧性经历后面隐藏着的是中国的社会变迁史，也是人性的证明。”
陈徒手曾在中国作协创联部工作，有机会从近处感受了一大批文坛新老作家，接触到一些有关现当代作家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陈徒手走访当事人及家属、知情者二三百人，记录下近四十万字的采访笔记，并在作协、社科院、人艺、北京京剧团等单位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令作者颇为感动的是，当事人及家属一般都愿意接受采访，表现出正视历史的勇气和超越是非恩怨的豁达。
俞平伯、沈从文、老舍、赵树理、丁玲、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作者选定了这些在特定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自己关照的对象，从前公开发表过的东西都被尽量的回避，60％－70％第一次公之于众的资料也许正是打开那些文坛黑洞的钥匙。
在此节选的是书中作者关于老舍部分的几段，记录了一代文学家老舍先生最后的日子。
舒乙回忆道，1964年以后老舍觉得慢慢被遗弃，心情日趋暗淡：
人艺、青艺已经不再找他写戏，与周恩来的联系明显减少……
北京市已确定拔两个白旗，一个是老舍，一个是焦菊隐，已暗地里组织批判文章，并在《北京日报》拼好版面待发。实际上已内定为北京市最大的反动权威。那一年住院，没有一个朋友来探望，他心里很明白。
有一次文联组织人员下去，偏偏不理他。他回家后带着微笑，但说话非常凄凉：“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碍…”
悲剧就在这里，到了最后，上面仍然认为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别人还是不相信他，只能自己死掉。
（1998年10月30日口述）
据舒乙介绍，老舍1963年发表短文四十多篇，1964年十篇，1965年九篇，1966年仅发了一篇。外国朋友问，他简单回答：“身体不太好，不写什么了。”对当时批判“中间人物论”等活动，采取了不表态的缄默态度，不像以往参加运动那样去写声讨文章。
郑榕说，其实文革中批判老舍的言论观点早在1964年就有了。
老作家林斤澜告诉笔者，文革前夕老舍几次跟文联机关的人讲，七十岁以后我就退休，闭门不出。你们不要弄我了。他还时常提到，年轻时有人劝他不要干文学，干了没有好下常他半是认真半是悔意地说，后悔没有听进这话。（1998年7月17日口述）
据说，苦闷之中的老舍曾给周恩来写信，周把信转给康生，康生批示道：“回原单位参加运动。”
据舒乙介绍，有一次演完意大利歌剧《女理发师》后，周恩来留下一些人讨论该剧存在的问题，一个个问过去，别人不敢说话，老舍说了一句“我反正听不懂”。他知道周受到江青等人的压力，他还是想以帮助朋友的心情对待周。周恩来没有料到的是，文革一爆发老舍这类朋友会被当成敌人，他原以为老舍只是没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已。（1998年10月30日口述）
1966年1月31日，市委决定撤消焦菊隐（人艺）副院长职务，勒令《茶馆》演员们揭发焦菊隐在创作上的问题，并商定在适当时机批判文章公开见报；4月16日开始批“三家村”，北京市委岌岌可危，市委宣传部指示批焦的工作立即上马；6月18日，赵起扬被批判，群众组织宣布夺权；6月20日，剧院领导一律列为黑帮；8月23日，北京人艺改为“北京人民文工团”，剧院领导被抄家；8月24日，老舍沉湖自杀；8月25日，剧院的人得知老舍死讯，心中慌乱，谁也不敢说什么。批判大会照旧如火如荼。
英若诚回忆了剧院那种麻木、惊慌的情形：“我们马上知道老舍的死讯。这么大的事，本来大家应该议论纷纷，但没有。这说明了一种精神状态，人艺很复杂啊１
欧阳山尊告诉笔者，老舍的死使他联想到一次夏天出游。那天郭沫若、老舍等与人艺的领导、演员们一起坐船逛颐和园，演员狄辛下水了，曹禺也下去了。欧阳山尊在一旁劝老舍也下水，老舍说：“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来，上来后又白有胖。”
欧阳山尊伤感地对笔者说：“这句幽默的话是无心说的，说时很高兴，没想到成了谶语，他真的后来扎进太平湖。我想，他万万没想到灾难会忽然降临，没有精神准备，一下子接受不了。最大的苦闷，就是文革一来他被揪出挨揍。”（1998年10月18日口述）
曾经出演过《龙须沟》、《茶馆》、《骆驼祥子》等戏的人艺终于淡漠了剧作家，老舍的名字只是在批判发言中屡屡使用。他的剧作全部被视为大毒草，有关演员多少受到牵连，剧组的人们很自然也随着运动的深入而分化、而相互斗争。譬如蓝天野曾被开除党籍、英若诚以“里通外国”罪被捕入狱、黄宗洛受到五一六清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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