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关,任士言便是一位名人,从飞将军李广故居出来,我们便直奔任士言故居。 任士言故居位于天水城西关伏羲路士言巷,早先叫南巷子,自从出了个任山长,才改名叫士言巷。
资料说,任山长名叫任其昌(1831—1900年),字士言,天水市人。八岁丧父,家境贫寒,有时穷得揭不开锅盖。宁肯空腹入塾,但从不辍学。先生见他聪颖好学,常免学费,跟随其他学生就读。他得中秀才后,深得知州董平章赏识,受学门下,进步很快。二十八岁(咸丰九年),考取举人。三十四岁(同治四年),考取进士,授户部主事,留京供职。四十二岁(同治十二年)时,看到朝政腐败,有逆民心,他就辞去官职,回到天水。
任士言回到家乡以后,致力振兴当地的教育事业,先后主讲天水书院和陇南书院。那时,正当兵荒马乱,百姓流离失所,教学极不稳定,但任士言还是以他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讲授,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顽强学习。在教学中他以自身的感受,教育学生成才之后,一定要为民众做好事,真正为国家出大力。
任士言从事教育近三十年,授学者达数千人,中举和攻取进士及第者达八十多人。任翰林和知县以上官职的有刘永亨、哈锐、丁秉乾、任承允、杨润身、陈养源、田骏丰等一大批知名学者。
任士言的著作甚丰,主要有《敦素堂文集》八卷,《敦素堂诗集》八卷,还有《史臆》、《八代文钞》和与王权合纂的《秦州直隶州新志》。
同治初年,任士言中举不久,秦州城地方人士决定修整伏羲城垣,让他负责监理。当时,他家虽然十分贫困,但他未曾挪用一文公款。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失守,太后和光绪皇帝逃至西安。任士言长子任承允 (1864—1934,字文卿,光绪甲午科(1894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正在京师任职,音讯全无。六十九岁的任士言因忧国忧时,又念挂儿子,一时卧病不起,危在旦夕。后来,请得几位名医诊断之后,叫家里人准备后事时,他神奇地爬了起来,提笔写了一首自挽诗,然后掷笔而逝。诗曰:
飞雨流云过此生,
有情何似总无情。
可怜耿耿胸中血,
埋血青山作五兵。
欲归兜率归何处,
待上蓬山隔几层。
为报九原强死鬼,
好仗严甲待张兴。
任士言辞世后,乡人私谥其“文介”,并祀像于南郊三台寺和伏羲城来鹤亭。立碑石于城南乡间的贤名宦祠。1941年,乡人将任士言故居南巷子改名为“士言巷”至今。
在任士言故居,我们见到了任士言的重孙任宣宁。一番寒喧后,任宣宁取出一镶在木板上的任士言的照片让我们欣赏,说这是他的曾祖父在京任职时拍的,距今已一百多年,并拜托我们看能否找到洗印的地方。回来后,通过比照,觉得此照应为用法国达盖尔于1839年发明的达盖尔银版法又称达盖尔摄影法所拍。
达盖尔摄影法是摄影史上最早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摄影法。这是一种显现在镀银铜版上的直接正像法,不能进行印放复制,其原理与现在的一次成像相似。它的基本方法是在抛光的铜版上镀银,并用热蒸汽熏镀银面,使之产生具有感光性的碘化银。把这种具有感光性的银版放入暗盒内备用。拍摄时,在镜头口径为F3.6的方盒相机中装入这种银版,曝光时间为1分钟左右(也有说15~30分钟)。拍摄曝光后再用水银蒸气熏镀银面显影。在银版的受光部位上,水银和银化合成有光泽的汞合金组成影像中的亮部。银版上未受光的部位,没有汞合金生成,仍以碘化银形式存在。显影后的银版再经大苏打溶液定影,把碘化银溶解掉,显出呈黑色的铜版,组成影像的暗部。
达盖尔的银版法产生的“照片”就是记录在镀银铜版上的正像影像。它具有良好的清晰度,影像细腻、保存性好。因其实质上是由水银构成的一种浮雕影像,所以,从不同的角度观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晚清,从西方传入的达盖尔摄影术是一种新的造型艺术形式和形象手段。同治十二年(1873年),一部介绍西欧各种摄影方法的译著《脱影奇观》,已在北京刻印发行,其时,摄影术在北京已十分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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