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极权暴政罪恶实录之十三（上）

南郭点评：中国共产党暴政毫无疑问是所有共产党暴政中最野蛮残暴下流无耻罪孽最深重的一个，也是迄今仍苟延残喘的五个共产党政权的邪恶轴心。国人迄今还在容忍这个流氓暴政原因众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迄今众多国人实际上仍然对中国暴政的深重罪孽，几乎无知或所知甚微。甚至众多知识精英认为中共政权已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退化成为所谓“威权”。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由于语言障碍，国情生疏及间接了解，不可避免会遗漏许多重大事件及其细节。《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作者们对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罪行均有较深入的揭露，尽管中共政权在该书的篇幅仅次于苏联名列第二（长达80页），作者在其《中国：通往黑暗的长征》文中对中共暴政的罪恶有所披露，南郭却认为作者似乎对中共所犯罪孽了解远远不够，故在该文基础上，利用多年来译者关注研究中国自由宪政民主运动积累的资料，和张戎女士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郑义先生编著之《窝里斗的民族》及其他相关资料作了较大的修正和补充，对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的深重罪孽有较完整细致的披露，但肯定仍仅是中共暴政罪恶之冰山一角，因为迄今中共历史档案绝大多数尚未解密，所有涉及中共犯罪的史料仍属绝密。国际共运史及中共历史史实充分证明：共产党皆以欺骗为基本特征，凡属罪恶坏事其必定初时完全否认抵赖，实在无法抵赖时则成倍甚至十倍上百倍缩小；凡属业绩好事则反之，必定动用一切独裁垄断的宣传机器成倍数十倍狂吹。因此本文仅是一篇动态文章，欢迎任何读者（包括中共党用文人或专家理论家们）提出宝贵批评意见和资料，以便随时修正补充使之更加完善。

2010年3月21日第211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中国：通往黑暗的长征

Jean-Louis Margolin著 郭国汀译

在中国党内谋杀的清洗很少，秘密警察相对谨慎。约6千万至1亿中国人直接因共产主义运动而死亡，其中包括数十万西藏人，10-20%的西藏人口因中共占领而死亡。此外数千万反革命在狱中渡过漫长岁月，或许两千万死于监狱。1959年至1961年的大跃进由于毛泽东的错误指导，拒绝认错的犯罪故意，拒绝采取措施以减轻灾难，导致2000万至4300万人饿死。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屠杀事件或许死亡1000余人，与中共屠杀总数比微不足道。朝鲜，越南，柬埔寨共产党皆受中共大力扶持，都是以军队起家，因而均以军事为后盾，中共军队起着苏联秘密警察的作用。

整个汉朝，儒学回归，法律严厉，司法严酷，除了在叛乱外侵期间（遗憾的事时常发生），人命远比绝大多数古代其他国家安全；也比中世纪及现代欧洲安全。

宋朝约300人被杀，但均原则上必须严格审判，并经皇帝本人签署同意；瘟疫，饥荒，扰乱交通后无益地至死刑增加。1913年，袁世凯命令枪决了数千人；1925年6月广州警察杀了52名参加罢工的工人。1926年5月北京警察枪杀了42名和平抗日的学生。1926年湖南西部一支由黑社会红帮领导的农民军，消灭了一支50000人的地方军阀的兵匪；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清共，蒋介石军队利用黑社会青红帮枪杀了1000多名共产党人。（南郭注：中共官方原称上海412事件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中共党员郑振铎1927年4月30日则证实群众当场死亡约50-60人。此外原广西自治军第二路第三支队司令部参谋陈雄回忆录披露：李宗仁白崇喜才是四一二事件的始作俑者，而蒋介石本人只求清除共产党而无意杀戮）。

中国在1900年，1920-1921年和1928-1930年在北方和西北地区均因旱灾分别导致50万人，200万人和300万人死亡，由于内战造成交通中断，加剧了悲剧。河南省1942年-1943年因饥荒约200万至300万人饿死，当时的重庆中央政府却仍然拒绝减税；1931年福建农民曾愤怒地消灭一支2500人的军队，因其抢劫财产，强奸妇女。1931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侵华致死中国人约3000万人，包括南京大屠杀至少20万人丧生；其中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人战死沙场320余万人，包括将级军官210名；而中共军队到底死多少人迄今仍是秘密。1946-1949年，中共挑起三年内战国共双方战死沙场军人302万，其中国军死亡171万，共军死亡131万。

中国古人与古代西方一样也充满着非常野蛮的杀戮。公元前262年秦将白起杀尽42万名赵国降卒；公元前207年楚王项羽坑杀秦降兵20万人；而1928年8月28日还发生过宗哲元将军下令杀尽5000名陕军俘虏的惨剧。宋哲元在亲自监斩了500人后限令各师团营于当夜将剩余的4500人全部一个不剩杀掉，唯有赵凤林师长于心不忍，让其部下灼情处理，结果约1000人死里逃生。

中国皇帝的野蛮残暴杀人不眨眼史不绝书。秦始皇除了活埋460名儒生外，烧书，杀或流放了近20000名贵族，建造长城过程中杀了几十万人，后宫姬妾凡未生儿子者，全部殉葬，修造秦始皇陵的20余万工匠役卒在殡葬礼完毕后被全部封在墓里培葬；南北朝的皇帝石虎公元345年一年中仅杀不情愿被征集的美女即达3000余人，其儿子们为争夺皇位相互残杀，其长子石宣被石虎先拔掉头发，再拔掉舌头，继砍断手脚，续剜去眼睛，最后扔进柴堆烧死；隋炀帝杨广发动宫庭政变杀死父亲杨坚和哥哥杨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章出生微贱，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夺权后杀尽功臣，命人杀了常遇春原配夫人，将她的肋骨砍成小块煮熟，朱元章亲自分发给常遇春及众大臣食用；朱还发明“剥皮揎草”酷刑，即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再塞上草，在每个州县均设剥皮亭；朱死时用46个妃妾殉葬；其次朱棣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方孝孺一家灭十族，杀873人。

中国农民起义杀人不眨眼更是登峰造极。农民暴动历来野蛮残暴致极，对人命和社会生产力均造成极严重的摧残，中共为了迎合马列主义歪理邪说，故意美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汉末黄巢农民暴动杀人800万，杀活人充军粮；张献忠杀戮600万四川人，亦杀活人充军粮（另说张仅杀人14万）。清中叶白莲教农民暴动使中国人口从1786年的39110万降为1805年的27566万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造成2000万至一亿人丧生；人口从1850年的四亿一千万，降至1873年的三亿五百万。仅约一百万可归因于叛乱相关而被杀。1900年义和团暴乱则滥杀成千上万天主教信徒和外国传教士。

外族的征服杀戮最为惨烈。我在1984年即对列宁之“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之论提出批评并指出国家乃“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亡国奴由于处于任人宰割，生命毫无保障的境地，故每当外敌入侵全民族必定共同一致对外。蒙古忽必烈杀汉人1800万人，蒙古帝国在中国实行种族灭绝和种族歧视政策，共杀7000多万人。北宋汉人三等贱民，南宋汉人成为四等贱民。四川原有1300万人，屠杀后仅剩80万。满清征服汉族同样实施屠城政策，先杀辽东300万汉人，从“杨州十日”，“嘉定三屠”，到济南、南昌、大同、金华、厦门、潮州、广州、赣州、苏州、江阴、昆山、嘉兴、海南、沅江、舟山、湘潭、南雄、汾州、太谷大屠杀。再到四川“全城屠尽”。模式一样：根据清军头领发布的屠城令，实施残忍的群体屠杀，进行群体强暴，还将女性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中国人口从明末51655458人下降到10633326人。

中国当权者的酷刑杀人手段之狠毒残忍堪称世界第一。人类发展总趋势总是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但有时难免出现历史的倒退复辟。中共暴政正是将中国从文明拉向野蛮的大倒退。中国古代有割鼻、宫刑（阉割男幽闭女）、砍头、砍脚、膑刑（剔膝盖骨）、割耳、烹刑（煮杀）、炮烙、车裂、凌迟（千刀万剐）、五马分尸、腰斩、戮尸、活人殉葬、株连九族。中共在酷刑残忍野蛮上有许多发明创造。在瑞金苏维埃时[6]：毛泽东指使李韶九施用"打地雷公烧香火" 等多种刑法，被打者 "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延安时期[7]例如对党内"托派"的处死方 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活活打死、集体枪杀、集体活埋、任凭狗咬，以及用木榔头把脑壳砸烂等等。令人发指的还有，延安和平医院竟将三个活生生的" 反革命分子"做医学解剖！在土改镇反时，中共发明了切西瓜（用铡刀切脑袋）、烤红薯（将人悬空在烈火上烘烤致死）、点天灯（油浸棉花用铅丝紧扎头颅，点火烧至焦头烂额）、拜城隍（逼人赤身裸体在碎玻璃上爬行，至遍体鳞伤而死）、栽大蒜（将人倒捆头埋泥中，缚在木椿上，使之风吹雨淋慢慢窒息而死）、牵黄牛（用铁钩钩住舌头，一边鞭打一边逼供）、拖地雷（将人反捆吊在马后，火烧马尾赶马乱奔，将人活活拖死）、贴广告（将女人强行剥光，钉在墙上示众，直至痛死）等六十余种酷刑。在文革中杀害民众的手段除了传统的枪决、砍头、沉溺、丢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摔死外，创下了割喉管、用竹筒插入喉咙、电击乳头、火箸插阴道、机枪扫射、榴弹炮轰平整座村庄、挖死者心肝炒了下酒、割人肉烘烤聚餐、活体取肾等灭绝人性的兽行；到镇压法轮功和人权活动家时，《中共统治下的百种酷刑一览》披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采用了上百种酷刑。又创造了强制长期洗脑、强行用精神病药物摧残人的大脑、强行将拖把插入阴道、用牙刷刷阴道、将女性学员集体剥光强行投入男性牢房、用高压电棍电击头面乳房阴道阴茎插入肛门、党政军医公检法司紧密配合大规模活体割除盗卖心肝肾眼角膜等人体器官等丧尽天良的畜牲不如的野蛮兽行。中共体制内学者公开承认：中共专制暴政下至少存在 13种酷刑：一是暴打或重殴。除了拳脚相加外，还经常配以警棍，亦有踢得孕妇流产。二是吊打，即把人捆绑后悬吊起来施以殴打，多次发生致死事件。三是反铐或背铐。最痛苦的是指铐，而且一只手过肩往下，另一只手从背后往上，将两手铐在一起。曾导致人心力衰竭而死。四是火烙。本为古代酷刑，竟被现代沿用。五是烟头烧烫。此法被常常用来加害于女性受害人身体。六是电击。除了用磁石电棒电击致人死亡的案例外，还发现用强紫外线电击器、电击枪 电击，并同时施以殴打而致死人的案例。七是用强力灯光近距离照射眼睛。常常致使人视力严重衰退。八是蹲马步或站马桩，也称 "开摩托车"。此种中国武术的基本功，竟用于惩罚同胞。九是利用驯犬撕咬。十是利用假枪毙刑讯逼供。十一是利用下流手段进行刑讯逼供。主要表现脱裤拷打，拳打脚踢男女隐私处，或用警棍乱捅或电击男女隐私处。十二是强喂或强吃脏东西，如人粪、尿之类。亦曾导致人不堪受辱而自杀 身亡。十三是实施侮辱性的讯问或惩罚。与用下流手法造成身体痛苦不同，此更侧重于侮辱人格的一面。

中共夺取政权以前的杀人罪孽

1. 1927年-1928年广东海陆丰农会在共产党人彭拜领导下，用民主恐怖群众大会方式斗争杀害了无数地主。每次斗争会总要杀人，剖腹取心、肝、肉，逼迫地主子女吃亲人的肉，并由大众分享。1931彭拜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审判处死刑，他是中国武装农民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但观念则来源于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613年，隋朝因外敌入侵，杨坚皇帝报复敌人，将上千名俘虏屠杀并下令全军将士吃敌人肉。文革中广西省十几个县发生大规模屠杀黑五类及其子女并吃其人肉，炒其心肝等野蛮现象，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也发生过吃人肉事件。

2.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乃是：斯大林1936年至1938年期间的大恐怖之先导正是1931年11月7日， “九一八”日本侵华事变不到两个月，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犯下了屠杀186000人的罪行（南郭注：依历史学家考证当时江西人被屠杀超过30万）；这不包括战死者；1927-1931年在江西，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对‘打土豪分田地”的匪徒勒索抢劫或对过重的税负或强征红军某种反抗行为；延安时期中共征税高达35%，四倍于国统区，当地农民呼喊：“杀死毛泽东！”因德军于1941年6月进攻苏联，苏联的财政援助大受影响，于是共产党在延安边区大规模种植鸦片并贩毒直到1945年，其收入占26-40%所有的公共岁入。

3. 红军主要来源：匪徒、乞丐、和尚、雇佣兵、妓女。毛泽东在1926年即意图使这批人成为革命的主要部分：毛说“这些人特别勇敢，能战斗，正确引导，他们将成为真正的革命力量。”（南郭注：红军的来源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大量被强迫征来的农民。毛泽东在 1964年12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坦言："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4. 1930-1931年，毛泽东借清洗AB团之名，行争夺党内领导权清除异已之实。（即Anti-Bolshev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刚开始杀了几名地方干部，随后屠杀了2000多名红军将士；毛的同乡刘敌将军因不忍同志间相互残杀因而起义反抗，逮捕毛委派的亲信李韶九等人后，向共党中央汇报了毛泽东假公济私滥杀红军将士的罪行，要求上级公正处理，结果反而被共党中央骗缴枪械后与部下一道被杀。红二方面军全军被缴械，10000余名红军将士被屠杀。江西省地方19名共产党高干，其中12人被罗织“AB团”罪名杀害，5人被国民党杀害，1人病死，最后一人退出革命亡命天涯。（473）张国涛则在湘西根据地同样以打AB团为名假公济私枪杀了近万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党干。（据高华之《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ＡＢ团的历史考察》披露“毛泽东指使李韶九施用"打地雷公烧香火" 等多种刑法，被打者 "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被害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 。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 "ＡＢ团"抓起来，被施以酷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等 "是ＡＢ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ＡＢ团 "。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１９８２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据称当年胡耀邦亦 因读过高中系红军中的“知识分子”差点被当作AB团杀头，这大概是他后来大力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前因。

5 .中共为党内争权历来不择手段自相残杀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与所有共产党一样，中共同样是靠秘密特务警察起家。1928年4月周恩来建立中共第一个秘密情报系统，首任负责人是陈赓。陈与顾顺章一道曾在苏联学习暗杀术，曾破获朱德前妻何芝华拟用350名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换取五千银元和一本外国护照的秘密。随即陈与顾顺章等共特袭击杀害睡梦中的何夫妇，但何芝华仅受伤未死，后逃回四川隐名埋姓了此一生。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被捕后叛变（顾原系上海青邦的一个头目），供出大量中共最高机秘，若非陈赓事先秘密安排打入国民党政府心脏的李克农和钱壮飞两位高级特工，中共中央极可能因顾顺章的叛变被一网打尽。因此，周恩来下令将顾顺章一家老小全部干掉，包括顾妻和未成年的儿子、妻母、妻妹、妹夫；尽管除了顾的儿子外，他们全是中共特情人员，没有任何人有任何叛变意图。而执行暗杀任务者正是康生。[9]1931年1月17日康生为巴结王明，在上海出卖中共高干何孟雄等20余名中共地下党员，并出卖了左联五君子，导致他们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判死刑。吴冰书（Wu Bingshu）,原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之一，1949年被中共逮捕，于1967年披露了出卖何孟雄等中共地下党员及上海左联五君子者正是康生。另一名原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王云诚（Wang Yuncheng）, 1933年加入军统，1949年被中共逮捕，他于1933年2月24日写过一份报告称：“在中共党内派别争斗中，共产党使用暗杀和披露秘密手段，诸如何孟雄和他的20余名同党，均死于赵容的红色恐怖之手”（‘赵容’是康生1930年代在上海的化名）。

6．1942-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实质是毛泽东与王明苏联国际派争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及用精神洗脑术绑架天真无知青年继续革命。首先是2个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批斗大会斗争丁玲、王实味（1947年王实味被康生下令砍头），再任意逮捕酷刑逼供自承是特务。叶飞将军说：“我们杀了很多叛徒，所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走革命道路”。

7．1948年5月-10月中共围困长春之战故意饿死长春市民16万人。林彪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称：“我之对策主要是禁止通行，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长春围困前有居民约50万，经过五个月围困，至解放该城时，只剩下7万人。

中共建政后的滥杀罪孽

1． 1949年-1951年土改运动。中共屠杀了200万至500万人。另有400万至600万人被劳改；1950年初，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分子。土改的真实目的主要在于政治和经济，最后才是社会的原因。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第一项便是土地革。毛泽东说：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理论上，土地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实践中则乡一级大量杀人；土地时杀地主无需定罪，只需地主身份便足已杀头。土改实质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公然杀人抢劫。其根源则是马克思主义之消灭私有财产制。

2． 1949-1952年“镇反运动”。所有的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皆大杀旧政权党军政文教人员，苏联斯大林是在夺取政权近二十年后（1934-36）才开始大洗清，毛泽东则借抗美援朝之机大开杀戒滥杀无辜。镇反溯及既往并适用类推，旨在消灭前政权党政军行政文教人员。至少71万人被屠杀，数十万人自杀，另有近300万人被关押拘禁。中共自称消灭了200万土匪。毛泽东说“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但毛泽东在1959年的“廬山会议”上承认杀了100 万人。1954年1月共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一份报告称： “共杀反革命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管制了1200000。”公安部长罗瑞估算则是杀了400万人（南郭注：另有中共镇反屠杀了600万人之说）。例如，1951年4月25日，广州市各界群众3万余人，在中山纪念堂（包括纪念堂外草坪分会场）举行公审反革命大会，会后枪决了反革命分子198人。

毛泽东亲自指示镇压反革命，各省区滥杀无辜缴功请赏：

·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指示：湘西准备继续处决反革命‘这个处置是很有必要的’，新区‘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地主威风还没有打下来，一贯道甚为猖獗’。

· 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上海市委批示：“在上海，今年要处决一二千人，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南京春季争取处决一二百人”；

· 1951年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负责人称：“你们已杀了3700人，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 1951年2月中共中央讨论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毛泽东指示上海和南京负责人：“上海是有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我认为年内至少应杀三千人。上半年至少应杀1500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 1951年2月17日，北京一夜之间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公开处决58人；3月7日逮捕1050人；3月25日枪决199人。天津市3月已处决150人，计划再处决1500人；毛对此高度赞赏转发各地：“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还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上海市委随即报告中央：“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秘死100余人的基础上放手捕10000人，杀3000，关4000，管3000。”。4月27日，上海一举逮捕8359人，4月30日一天处决284人，5月9日再杀28人，6月15日再杀284人，此后每隔数日即枪决一批，少则20-30人，多则150人。

· 4月22日，毛泽东借公安部的报告，公开表杨北京一天处决200名反革命“杀得好”，说“这是正确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政府要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第一次”。

· 1951年5月，两广地区业已逮捕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省仅4月间便处决10488人；

· 至1951年4月底，华东共捕反革命358000余人，处决108400余人；到10月统计数字增加至逮捕反革命468385人，杀139435人。

· 中南地区至5月中旬业已处决近200000人；毛泽东于1951年4月20日至电中央局书记：“2月中央会议决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现在西南已达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亦达千分之一，个别地方已超出。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才能解决问题。我看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应将许多犯人从事生产。。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贵州省要求杀千分之三，我觉得贵州已杀13000人，可允许再杀一万多一点。”

· 川西区委1950年11月处决反革命1188人，12月杀942人，1951年1月杀1309人，2月杀3030人，3月杀1076人，4月杀844人，5-6月再杀403人。

· 中共中央于1951年5月底公布已捕150万人，已杀50万人。饶漱石报告中央称：华东在押26万犯人，年内至少再杀3万人。

· 1951年11月至1952年8月，各地又进行了新一轮镇反运动。仅华东地区新逮捕71128人，处决10727人；而还进一步准备第三阶段的镇反，要求再捕55000人，再杀12279人。

· 江西省第一期杀17699人，关26232人，管20091人；第二期杀7402人，关5954人，管14013人另自杀和病亡767人；第三期杀1019人，关13697人，管4985人。合计杀25588人。

· 福建省则创造了杀人超过0。24%

3． 1951年“三反”与“五反”运动，不少资本家被逼自杀。上海市长陈毅据说每天早上让下属汇报又多空少“空降兵”（即资本家被逼跳楼自杀）

4．1951年“知识思想改造识运动”，首先在北京大学展开，随后波及全国大中专院校，旨在强制洗脑，阉割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

5． 1950年开始迫害各种宗教。“一贯道”信徒几乎被灭绝。许多天主教教会领导人被判20年以上重刑。1950年中国还有5500名天主教牧师，至1955年仅剩下数十人。1955年20000名教徒被捕，随后20年内几十万名教徒被捕。直至今日迫害家庭教会信众。

6．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案牵连数千名党政军干部，大量被判刑，劳教或开除公职。

7．1955年肃反运动，清洗暗藏在政府机关军队及学校中的反革命。81000至770000人被捕或处死。

8．1955年反胡适及反胡风运动，仅后者一案牵连7300余人被捕，人民日报头版称：10%的党员是叛徒。

9． 1957年反右运动。因1956年匈牙利暴发反抗共产极权暴政的武装起义，被苏军残酷镇压，加之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迫害党内同志残暴野蛮有所揭露。毛泽东先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诱导国人向中共提意见，以显其“宽大虚心”，由于中共建政短短几年即造孽深重，工农商学各界批评意见汹涌如潮，毛眼看无法收拾，干脆公然耍流氓以所谓“阳谋”，将中国敢言正直知识分子一网打尽。中共迄今称共554000人被打成右派。依betway体育手机网 解密档案研究显示；实际打成右派与中右的中国知识分子高达461万人。其中右派3178470人，中右1437562人。[13]右派被清洗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学术领域长达20年，数十万人死于非命，大多数被强制劳教，有些被判刑劳改，至少几十名大学生右派被以反革命罪处死刑，仅北京大学确认有8名右派学生被处决。许多人在随后的大饥荒年月中因饥饿和过度劳累而丧生。

· 1957年反右斗争四川省抓了十多万右派，仅四川大学就有五百多名学生被打成右派，物理系女学生冯元春还被杀掉。

· 八个中国“民主党派”受到了严重打击。如民盟中央负责人有58名被打成右派。民建的154名中央委员中有28名右派，占百分之18，2万4千多名成员中，右派有3，100名，占百分之13。九三学社成员6，000多，右派有440多名，占百分之7。

· 仅1957年的北京大學，師生有1500人因“反右”蒙受不白之冤，多被開除公職與學籍，發配窮山惡水、荒原大漠亡命了之;

· 不少右派学生随后在文革高潮及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害：

1. 黃宗羲（北大学生1957年打成右派1958年被枪决，他极可能是第一个被枪杀的右派学生）

2. 林昭(彭令昭1957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分子；1960年因参与编《星火杂志》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名判处20年徒刑；1968年4月29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其母还被要求支付5角人民币子弹费！)；

3. 刘文辉（1957年工人右派1967年3月23日因批判文革十六条以反革罪处死，他系文革被杀害的第一人，其亲人也被责令补交子弹费人民币5角！）

4. 柳有新、彭振邦、陳霖、尤詠仁、楊望義、張鵬宏（前述七人1968年4月27日在上海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处决;同时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的三名反革命名字无可考）

5. 顾文选（北大学生1957年成右派并判刑5年，1970年3月5日以反革命罪处死）；

6. 张春元（北大学生，1957年打成右派因《星火杂志》被判无期徒刑，后于1968年处死）；

7. 杜映华（大学生右派，因《星火杂志》判刑五年，1968年处死）；

8. 沈元（1957年北大学生右派，1970年3月5日以反革命罪处死）；

9. 張錫琨（北大化學系学生1957年成右派，1977年因越狱被枪决）；

10.任大熊（北大教师1957年右派，1970年以反革命罪处死）；

11.黃中奇（北大哲學系学生1957年成右派文革中被反革命罪处死；

12.刘奇弟(北大学生1957年打成右派，1961年遭吊打冻饿而瘐毙狱中)；韓其慧（北大学生1957年打成右派发配西北死于斯）；

13.陸魯山（(北京工業大學学生1957年右派文革中企圖偷越國境以反革命罪处死)；

14.姚祖彝（外貿部的英文翻譯1957年右派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处死）；

15.王桐竹(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俄文翻譯1957年右派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处死)；

16.孫本喬（北京農機學院学生1957年右派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处死）；

17.朱守忠（1957年在寧夏被劃成右派，1970年2月21日被以反革命罪槍斃）；

18.冯元春，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因反右运动中批判毛泽东，1957年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处徒刑20年。入狱后不屈服，经常上诉，文革高呼“打倒独裁暴君毛泽东！” 1968年被杀于南充监獄，据说死得比张志新还惨；

19.周鸿东（1970年3月5日与顾文选同以反革命罪处死）

20.田樹雲、孫秀珍、朱章濤、王文滿（皆为宁厦大学生右派，1970年3月5日同时被以反革命罪名处死）；

21.周居正（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因组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处死刑）；

22.吴文懿（昆明师范学院学生之所以划为右派，因为要求公开组建中国大同党被枪杀）、

23.陆兰秀（1966年以反革命罪被捕1970年7月4日处死）、

24.蔡铁根（1957年以老红军，大校级教授右派，1970年3月11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著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25.舒赛、马绵珍（1970年一打三反被捕，5月10日枪决）；

26.徐关增（1957年右派，在劳改农场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于1970年处决）；

27.刘世广（清华大学学生1957年右派，1958年处13年徒刑，1970年处决）马维崎、孙宝琮十三人被定为「首犯」和「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8.张师亮甘肃师范大学教授七○年月三月十七日死刑；

29.朱守中，原上海师范学校副校长，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出党，在1970年「一打三反」中被枪杀。

30.王希贞，淅江省洞头县革委会常委（学生代表）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将其喉管割断，家属全部被押不让他们鸣冤叫屈；

31.吴述森、吴述樟、鲁志立（皆为宁夏大学毕业生，因办“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熊曼宜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

32.吴晓飞，1970年2月17日，二十二岁时被枪决。因写两篇论文论及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33.刘勇，因撰文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为此于1970年被处死刑，惨遭杀害。

34.谢洪水、谢永祺等十九人，因组建福建省“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于1970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百添、谢寻兴在劳改营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十二人被逼自杀身亡，八人被打伤致死。有的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被逼自杀身死。

35.毛应星,甘肃静宁县农牧站女技术员，1957年在兰州农业学校被打成右派。在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后到静宁县。文革中她议论“现在就是有一些奉承的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等，又被判五年徒刑，但1970年4月3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她的案件时，由于她的哥哥在美国，省委负责人说了一句“杀！很坏，家庭是反动的。”1970年4月12日被枪杀。

36.方运孚,建设银行重庆分行，因谈论“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刘少奇打倒了，但这些主张打不倒。」「彭老总的万言书将与日月同光辉，千秋万代受人崇拜。”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公安局曾拒受银行革委会报捕的要求。可是“一打三反”，公安局为配合运动，将他收捕。经办者拟判十五年，报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最后经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改成了死刑！十天上诉期未满，他便被枪杀。时为1970年3月。

37.张九龙，（湖南大学生右派，1970年3月一打三反中被枪杀；1970年3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运动前原判决为"死缓"的政治犯全部从劳改农场拉出，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据著名学者杨曦光回忆："我在劳改队，亲眼看到了五十多个从未有犯罪行为和暴力行动的政治犯被处决。"）

38.陈克礼,1957年右派,文革开始后,署名上书中央文革和国家领导人,历陈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建议立即停止文革,认为社会主义一些正确理论源于伊斯兰,指出伊斯兰可以作为中国的道路.被以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 一打三反"运动中1970年7月5日被枪杀。

39.遇罗克（因《出身论》1970年3月5日被以反革命罪枪杀）、

40.王申酉（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1977年4月27日被以反革命罪名处死）、

41.胡懋峰（在獄中組織「孫文讀書會」研讀世界名著，批判文革。為人告發，也被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于1968年槍殺）、

42.李九莲（因给男朋友的私信中不满文革及毛泽东被出卖，以反革命罪于1977年12月14日处死，遗体拒绝亲属收尸被弃荒野，后被精神病人割去阴户及双乳）、

43.钟海源（因为李九莲报不平，以反革命罪处死刑，1978年4月30日处死，刑前被活体取肾）；

44.史云峰（1976年12月19日以反革命罪处死）、

10．1958年大跃进运动。史称“三面红旗”（南郭注：即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毛泽东当年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因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美国，毛泽东未经与任何人商量，立即也提出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英国。毛回国后，头脑越加发热，超英赶美成为报纸热门标题，期限则一再缩短，最后缩为两年内赶上英国！因此，全国党政军工农商学各行各业，全民土高炉大炼钢铁，砍掉无数森林充燃料，同时任何木料，连门窗甚至棺材板也均化作燃料；全面收缴金属工具炼钢铁，甚至连锅碗钓也熔化为废铁充数。自留地和农村集会全部取消，公社大办公共食堂）。深翻土地三尺，秘植，消灭麻雀，大建劣质大型水利工程；在河南省有个工地上60000人中有10000多人累死；所有的农业之血均输向工业；1958年全国新招收工人2100万人。

11．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运动。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反党集团”案。数十万党政军干部受牵连被判刑，劳改劳教开除。

12．1958年-1961年中共故意谋杀性质的大饥荒。几乎所有的共产党政权皆由于农业强制集体化政策原因导致人为大饥荒（唯有南斯拉夫、波兰和古巴保留有私营农场，因而此三国也未发生过大饥荒）。三年饿死人数在2000万至4660万之间，2000万是1988年以后中共官方的数字。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饥荒。第二大者是1887-1888年中国北方饿死900万-1300万人；再次是1932-1934年苏联饿死600万人。1957-1961年，48%的猪，30%的家畜被屠杀。甘肃省直到1962年仍在饿死人。甚至连历史上从未有过饥荒的西藏也饿死近70万人。

· （南郭注：大饥荒死人数量有如下几种说法：中共人为制造的大饥荒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估计“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4600万之间；张戎女士在其《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认为：“为时四年的大跃进使大约三千八百万中国人饿死、累死。根据人口学家杨子慧编著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1995年版），1958到1961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2%，1.45%，4.34%，2.38%。在它们前后三年的死亡率平均1.03%（1957：1.08%，1962年，1%，1963年，1%）。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这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3767万。 刘少奇在大饥荒中的1961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16]据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丛进之《曲折发展的岁月》称：“当时”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同一出版社出版的《口号与中国》披露：“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的出生人口共有四千万。”杨继绳先生在其《墓碑》中考证为3800万；金辉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为依据分析的结果：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1996年英国记者贝克在其《饿鬼》书中估算中国当时至少三千万人因饥饿致死。）

· 大饥荒主要是政治原因，这由死亡率最高的省份均是毛派干部当权的事实得以证实：四川、河南、安徽。河南信阳地区1959年秋，至少10000名农民被捕；许多人饿死在监狱中；安徽省当局用机枪扫射向城市逃难的农民，凤阳地区死于机枪扫射的农民达800人！28000农民受到各种惩罚；（493）大量村庄死亡率超过50%，有些幸存者仅是干部家属。

· 大饥荒导致中国多省出现吃人事件。河南发生吃人事件（中共官方仅承认63人）。农民往往集体决定吃小孩。（南郭注：1960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成简报；而1958年放出水稻亩产13万的广西环江县，1960年饿死30000人，出现不少绝户绝村，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甚至公开卖人肉。[17]《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 ”，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 对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一个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着吃了。那时人们饿疯了，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18]吴宏达先生证明说1970年与狱中一名因在墙上书写打倒毛主席口号的犯人被枪决后，他的脑子被一名安全官员吃了。死亡率从1957年的11%上升至1959年的15%；1960年达29%；1961年15%。出生率则从1957年的33%，降为1961年的18%。不包括3300万缺陷儿。

· 1954年和1980年的气候均比1959年至1961年期间坏得多。1960年全中国120个气象站，仅8个有干旱后果纪录，仅1/3提及干旱问题。（安微作家张万舒证明：“1960年，风调雨顺”）。1960年全国收获143百万吨谷物，比1957年的195百万吨少26%；与1958年的175百万吨几乎相等（略少）。

· 大饥荒期间中共仍然大量出口粮食，主要是向苏联出口；从1958年的270万吨，增加到1959年的420万吨；1960年出口粮食与1958年相同；1961年实际上进口580万吨。美国主动欲提供援助，却被中共政权因政治原因而拒绝。世界上其他各国，均保持忽视灾难。援助农村的经费少于45000万元（即人均0.8元），而当时自由市场上的大米价格为每公斤2-4元！刘少奇推出“三自一包”政策允许农民有少量的自留地，这些措施使农民迅速摆脱饥荒。

· 据张戎女士详细考证：根本不存在中共胡编的所谓苏修逼债之事，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反而主动减掉了约一半的债务。食品出口丝毫未减。毛坚持要用它们来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债。本来欠苏联的债按中苏协定应该十六年还清，但毛决定五年还清，要老百姓“勒紧腰带”。就在这一年，中国人饿死两千两百万”。（南郭注：1960年11月12日，副总理李先念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队到河南信阳调查了五个月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1990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据八十年代初我们考查过的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人约占全县四分之一”其中一个公社每三人中死两人。1986年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 “三年困难时期，甘肃很多人死于饥饿”。陇中地区死亡130万-200万人）。

· 大饥荒完全是人为蓄意制造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 定：“饿死不开仓。”（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泽东宣布中国粮食太多吃不完后，在最高国务会上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导弹试验，每一枚消耗一千万公斤粮食。”

· 中共在大饥荒问题上长期故意欺骗。法国社会党领袖（后任总统）密特朗在1961年访华时，毛泽东对他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1960年，后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访华，回去后写了本天真的书：《两个单纯的人在红色中国》（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书中特别批驳外界对大饥荒的报导，说中国没有饥荒。甚至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波尔德沃（John Boyd-orr）爵土这样的专家也轻易受骗，一九五九年访华后大发议论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五五年到五八年翻了整整一番，中国人“看来都丰衣足食”。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在一九六○、一九六一两次访华后宣称：“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只在有的地方粮食不足。”他显然不觉得“粮食不足”是毛的过错，见到毛时一个劲儿鼓励毛抓住权力不放，说：“中国需要主席，您可不能离开这艘船不管。”

· 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大饥荒期间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一千五百三十四点八。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

· 大饥荒期间中共还在同样大量援助外国共产党旨在争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毛泽东只争取到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一九五八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

· 一九六○年初，中共开始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 该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自有一套滴水不漏的控制系统，让外国人按他的需要去看，去听。要蒙外国人容易得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五九年二月对中国食品生产量的判断是“大幅度增长””。“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对外援助，也极少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五，美国在二十世纪末的外援远低于万分之一。可是毛泽东时代一贫如洗，外援居然曾达到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六点九二（一九七三年）！

· 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中国最穷，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 送。 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古巴的切·格瓦拉 一九六○年十一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 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向中国要食品的国家。彭德怀告诉他们中国老百姓很苦。可是捷克人充耳不闻。彭看出东欧都是“在我们这个干骨头兄弟身上刮油”。一九五八年，东欧与中国机器换食品的贸易达到了最高峰”。

· 东德的乌布利希说他从报上看到中国农业获得奇迹般的丰收，问彭德怀可不可以多给东德一些肉，使东德能赶上西德的肉食消费水准，每人每年八十公斤？在中国，即使是城市里，每人每年定量也不过两三公斤。彭德怀沉默了许久，说：“各地报纸宣传都有很多假话，粮食肉类不是很多，而是很缺。”乌布利希这个斯大林主义者自己也虚构过不少数字，当然明白彭所言不差，但他无动于衷。中国老百姓挨不挨饿跟他没关系。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在上年五月取消食品配给制度”。

13．中共的劳改和劳教。中共强制犯人象奴隶般地劳作创汇，张林先生的《悲怆的灵魂》对此有非常详细令人信服的真实描述。中共的劳改劳教场所实质上犹如人间地狱。刘晓波先生在被中共无罪重判之际，却莫明其妙为中共流氓暴政的监狱大唱颂歌！至1980年，至少5000万人被劳改另有数量不详的人被劳教。1959-1962年期间，犯人死亡400万以上；1955年以前监狱犯人80%是政治犯；1960年初政治犯仍占50%，至1971年政治犯仍占33%。劳改劳教，留场就业，直到1960年代，95%的所有劳改犯在刑期执行完毕后，皆成为留场就业人员。至1980年仍有50%的刑满犯人留场就业。加上20-30%的在劳教人员。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绝大多数判刑实质上等于终身判决。

未完待续

//m.yaggayow.com/node/340764

共产党极权暴政罪恶实录之十二：苏联共产党暴政的滔天罪行

//m.yaggayow.com/node/341143

共产党极权暴政罪恶实录之十三（下）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