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近來遭到大整肅，海外輿論將之比喻為中國傳媒正經歷嚴冬。受到影響最嚴重的包括《中國改革》雜誌，該雜誌記者趙岩、陳敏先後被拘押和傳訊。《中國改革》農村版被停刊，總編輯溫鐵軍也離開了雜誌社。在1月5日由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報刊司主辦的「20年改革之路暨報業改革研討會」上，中共中央黨刊《求是》總編輯警告說，一些媒體靠打政治擦邊球來擴大影響力的路走不通。他並表示，官方不會放棄對媒體報導內容的控制。記者夏愛茗邀請了曾經從事媒體工作的中國獨立分析人士馬曉明和香港媒體觀察人士周兵就此進行討論。
記者：海外媒體紛紛報導了中國近期的整肅傳媒行動，像《中國改革》等雜誌遭到記者、編輯被扣留傳訊，雜誌版面被停刊等各種制裁。馬曉明先生，根據您個人的觀察，中國目前的媒體是否在遭遇這種狀況，媒體的自由度是否受到了影響?
馬曉明：我覺得中國的媒體，特別是在2004年間受到中共的控制是越來越嚴厲了。我們知道發生了趙岩事件，另外還有自由撰稿人劉曉波、余傑、張祖樺等先後遭到警方的傳訊，《南方都市報》負責人遭到逮捕和判決這事情還沒完全結束的時候，中國又發生了《中國改革》雜誌遭到封殺。這些事情它只是比較典型的案子，其實它主要就是媒體廣泛地受到黨和政府方面的限制。
記者：剛才您說的那事件，您是從什麼渠道瞭解到的？是從國內媒體還是海外媒體呢？
馬曉明：我主要是從海外媒體，就像你們這些廣播，還有一些網際網路這樣的渠道獲取的。
記者：那麼中國的老百姓對這種情況是否瞭解，一般的反應如何呢？
馬曉明：要瞭解，也是通過境外的一些媒體。對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他們是不瞭解這些情況的，因為中共的宣傳機構是不做這些報導的。
記者：周兵先生，對媒體的這股整肅之風，您的分析是從哪吹來的呢？幕後操作者他的動機是什麼呢？
周兵：我覺得這是中華民族進步的倒退，對媒體的整肅的風氣，我覺得是從中央最高層吹來的。最近胡錦濤講話中說：在政治上要向古巴和朝鮮學習，雖然朝鮮歷經了暫時的經濟困難，但政治上是正確的。像這種話是非常令人震驚的，顯示中國最高層思想還停留在冷戰時期，就是一種比較封閉的狀態，這極大的阻礙中華民族的發展和中國國家的崛起。
記者：在日前召開的一個中國報業改革研討會上，官方媒體的負責人《求事》雜誌總編輯李寶善批評國內的一些報紙，說他們靠打政治上的擦邊球來取得公眾效益，來打影響力，說這種報紙走的不是一條正路。請問周兵先生，您認為這些報紙為什麼這樣做呢？
周兵：首先、擦邊球的定義，好像擦邊球就是壞事情。媒體的第一社會責任就是把重大的政治事情告訴人民。媒體報導政治上的事件，所謂的擦邊球都是比較小心的作業，就是說人民應該知道的事情，這種事情為什麼不可以做？他首先就把擦邊球定義成比較差的事情。媒體就是應該讓人民知道國家發生重大的政治事情。
記者：馬曉明先生，國內的讀者對這些所謂打政治擦邊球的報紙是怎麼看法呢？
馬曉明：實際上這個現象已經有多年了，差不多有十年了。原來各省只有自己的黨辦的報紙，現在黨辦的報紙在一些小報和其他一些媒體的競爭下，它實在發行不出去了，所以它紛紛的派生出來一些報紙，像是月刊、週末版，由這個報社原班人馬辦的另外一些小報。這些小報以比較自由和非正式的，不像黨和政府主要的報刊那樣一種面目出現，就是登一些所謂打擦邊球的這些消息，實際上這個擦邊球要是比起真正如實的報導還相差很遠，但就是這樣的報導可以提升購買能力，轉變一個報紙或者是刊物的廣告收入。所以從商業、效益的角度上講，報紙也願意這樣做。
記者：那麼現在看來，其實打所謂的政治擦邊球的風險也挺大的，不僅人員會受到懲罰，報紙也可能被封殺。那麼中國報紙的出路在哪裡呢，周兵先生？
周兵：中國報紙的出路在於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國家一日處在封閉、專制的制度下，中國的報紙就會受到各種各樣的牽制，因此中國媒體另外一個重大的社會責任，就是推動中國的社會進步。在各種方面，比如說擦邊球，你就是擴大自己報導領域，使新聞自由領域範圍愈大，最後爭取到自己的新聞自由。其實我覺得中國的媒介在過去市場上的努力中，也在做著推動社會進步的事情。現在的媒體相對二十年前的媒體有比較多一點的自由，中國媒體的出路和中國國家的出路是連在一起的，只有國家進步了，媒體才能進步，因此媒體在推動國家進步上也可以起一定的作用。
記者：在關於中國報業改革的研討會上，也有中國的傳媒業人士提出，說如果媒體不能夠贏得市場，其他的都是一句空話，那麼什麼樣的媒體能夠贏得中國的讀者呢，馬曉明先生？
馬曉明：嚴格地講，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媒體。我們現在稱的所謂的媒體，嚴格地講叫中共黨和政府的宣傳機構。如果要實現它的商業價值的話，我認為只有一個，就是真正如實、客觀、迅速、全面的把國內外許許多多真實的情況如實的報導給讀者，報導給社眾，不能有人為的因素去幹擾和控制，真正要起到媒體的作用。媒體它是傳播，它把這消息採集來以後，又如實地、迅速地、客觀公正地又轉發出去。媒體要是實現自己的真正價值，就只有這樣做，其他沒有出路。
記者：海外媒體紛紛報導了中國近期的整肅傳媒行動，像《中國改革》等雜誌遭到記者、編輯被扣留傳訊，雜誌版面被停刊等各種制裁。馬曉明先生，根據您個人的觀察，中國目前的媒體是否在遭遇這種狀況，媒體的自由度是否受到了影響?
馬曉明：我覺得中國的媒體，特別是在2004年間受到中共的控制是越來越嚴厲了。我們知道發生了趙岩事件，另外還有自由撰稿人劉曉波、余傑、張祖樺等先後遭到警方的傳訊，《南方都市報》負責人遭到逮捕和判決這事情還沒完全結束的時候，中國又發生了《中國改革》雜誌遭到封殺。這些事情它只是比較典型的案子，其實它主要就是媒體廣泛地受到黨和政府方面的限制。
記者：剛才您說的那事件，您是從什麼渠道瞭解到的？是從國內媒體還是海外媒體呢？
馬曉明：我主要是從海外媒體，就像你們這些廣播，還有一些網際網路這樣的渠道獲取的。
記者：那麼中國的老百姓對這種情況是否瞭解，一般的反應如何呢？
馬曉明：要瞭解，也是通過境外的一些媒體。對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他們是不瞭解這些情況的，因為中共的宣傳機構是不做這些報導的。
記者：周兵先生，對媒體的這股整肅之風，您的分析是從哪吹來的呢？幕後操作者他的動機是什麼呢？
周兵：我覺得這是中華民族進步的倒退，對媒體的整肅的風氣，我覺得是從中央最高層吹來的。最近胡錦濤講話中說：在政治上要向古巴和朝鮮學習，雖然朝鮮歷經了暫時的經濟困難，但政治上是正確的。像這種話是非常令人震驚的，顯示中國最高層思想還停留在冷戰時期，就是一種比較封閉的狀態，這極大的阻礙中華民族的發展和中國國家的崛起。
記者：在日前召開的一個中國報業改革研討會上，官方媒體的負責人《求事》雜誌總編輯李寶善批評國內的一些報紙，說他們靠打政治上的擦邊球來取得公眾效益，來打影響力，說這種報紙走的不是一條正路。請問周兵先生，您認為這些報紙為什麼這樣做呢？
周兵：首先、擦邊球的定義，好像擦邊球就是壞事情。媒體的第一社會責任就是把重大的政治事情告訴人民。媒體報導政治上的事件，所謂的擦邊球都是比較小心的作業，就是說人民應該知道的事情，這種事情為什麼不可以做？他首先就把擦邊球定義成比較差的事情。媒體就是應該讓人民知道國家發生重大的政治事情。
記者：馬曉明先生，國內的讀者對這些所謂打政治擦邊球的報紙是怎麼看法呢？
馬曉明：實際上這個現象已經有多年了，差不多有十年了。原來各省只有自己的黨辦的報紙，現在黨辦的報紙在一些小報和其他一些媒體的競爭下，它實在發行不出去了，所以它紛紛的派生出來一些報紙，像是月刊、週末版，由這個報社原班人馬辦的另外一些小報。這些小報以比較自由和非正式的，不像黨和政府主要的報刊那樣一種面目出現，就是登一些所謂打擦邊球的這些消息，實際上這個擦邊球要是比起真正如實的報導還相差很遠，但就是這樣的報導可以提升購買能力，轉變一個報紙或者是刊物的廣告收入。所以從商業、效益的角度上講，報紙也願意這樣做。
記者：那麼現在看來，其實打所謂的政治擦邊球的風險也挺大的，不僅人員會受到懲罰，報紙也可能被封殺。那麼中國報紙的出路在哪裡呢，周兵先生？
周兵：中國報紙的出路在於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國家一日處在封閉、專制的制度下，中國的報紙就會受到各種各樣的牽制，因此中國媒體另外一個重大的社會責任，就是推動中國的社會進步。在各種方面，比如說擦邊球，你就是擴大自己報導領域，使新聞自由領域範圍愈大，最後爭取到自己的新聞自由。其實我覺得中國的媒介在過去市場上的努力中，也在做著推動社會進步的事情。現在的媒體相對二十年前的媒體有比較多一點的自由，中國媒體的出路和中國國家的出路是連在一起的，只有國家進步了，媒體才能進步，因此媒體在推動國家進步上也可以起一定的作用。
記者：在關於中國報業改革的研討會上，也有中國的傳媒業人士提出，說如果媒體不能夠贏得市場，其他的都是一句空話，那麼什麼樣的媒體能夠贏得中國的讀者呢，馬曉明先生？
馬曉明：嚴格地講，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媒體。我們現在稱的所謂的媒體，嚴格地講叫中共黨和政府的宣傳機構。如果要實現它的商業價值的話，我認為只有一個，就是真正如實、客觀、迅速、全面的把國內外許許多多真實的情況如實的報導給讀者，報導給社眾，不能有人為的因素去幹擾和控制，真正要起到媒體的作用。媒體它是傳播，它把這消息採集來以後，又如實地、迅速地、客觀公正地又轉發出去。媒體要是實現自己的真正價值，就只有這樣做，其他沒有出路。
自由亞洲電臺(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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