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青海省第十屆人代會第三次會議上，宋秀岩成為中國政壇矚目的焦點。
這不僅因為她以高票當選為西部大省的行政一把手；同樣因為其性別－－－在中國的省級行政區裡，她是目前惟一的女省長。
宋秀岩擁有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從小隨父輩來到青海，在高原上度過了半生時光。當選省長之前，她曾任共青團青海省委書記，海東地委副書記，省統計局局長，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組織部部長，青海省委副書記，副省長，代省長。
「如此豐富的從政經歷，是宋秀岩脫穎而出的關鍵。」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吳江評價說。這種成長經歷，無疑也會成為影響其執政取向的重要因素。「本屆政府會以人為本，不提譁眾取寵的空洞口號，不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宋秀岩在當選後對公眾表示。
而在宋秀岩履新之前，共和國歷史上只有一位女省長。1982年，時年46歲的顧秀蓮出任江蘇省省長。兩人不但姓名中有「秀」字相同，而且都在基層工作過，還都出任過作為黨的後備力量的共青團的幹部－－－1961到1964年間，顧秀蓮曾任甘肅省金川有色金屬公司機修廠團總支副書記、團委書記。
如果把廣義的「省長」都包含在內，宋秀岩應該算第三位女性。2001年，蒙古族的烏雲其木格當選為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兩年之後，在內蒙古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時年59歲的烏雲再次當選。而今，顧秀蓮及烏雲其木格均已升職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身居要職的「小女子」
目前，在中國政界高層，共有7位女性擔任著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儀；3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顧秀蓮、烏雲其木格；2位全國政協副主席－－－劉延東、郝建秀；1位國務委員－－－陳至立。在國務院29個組成部門中，有正副女部長16人，而在全國的省、區、直轄市的黨政領導班子中，女性為四五十人。
「她們有著很多相似之處－－－良好的教育背景，多出身工科，豐富的從政經歷等。」全國婦聯一位人士說，「而她們的能力絲毫不遜色於異性。」
據這位人士介紹，1988年北京市選舉副市長時，本來只有一個女性候選人的名額。但在有關部門的努力下，何魯麗及吳儀被同時列入候選名單。同時被選舉為副市長的兩位女官員果然不負眾望，逐漸成為政壇的佼佼者。
這些高層官員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當屬吳儀。儘管這位67歲的女性經常自稱「小女子」，而且常常把「小女子豁出去了」、「從男人堆裡幹出來的小女子」等話掛在嘴邊，但她的優秀卻獲得「中國鐵娘子」美稱。美國《福布斯》2004年8月20日公布「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女性排行榜」中，吳儀名列第二。
她們也體現出女性從政的特色：大多分管文教、衛生、科學及婦女領域。何魯麗出身兒科醫生，出任北京市副市長時主管衛生領域；在SARS流行後期，吳儀接替張文康兼任衛生部部長，並成為第一個走進河南愛滋病村的國家領導人；顧秀蓮現任全國婦聯主席，郝建秀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而陳至立在擔任國務委員之前，出任國家教育部部長。在婦聯的一項調查中，317位女市長分管文教衛生的佔50％以上，而分管經濟的只有15％。
從中國傳統觀念看來，女性從政往往會面臨家庭與事業的衝突。「與男性不同的是，幾乎每位女性高官就任後，都會對自己的政治身份與家庭身份之間的關係進行詮釋。」中國婦聯研究所研究員杜潔說。宋秀岩就任之後就當即對傳媒表示：「作為女性來講，與男性相比，對家庭有著更多的一份責任。我既是妻子、母親，也是女兒。從社會角色講，我又是人民的公僕，所以我既要竭盡全力為人民服務，同時也應該盡一份女性應盡的責任。」
婦女組織有研究表明，女性從政會對家庭產生一定影響。已經步入中國權力高層的吳儀，至今過著獨身的生活。「我不是獨身主義者，只是生活沒有賦予我這個機會。我沒有談過戀愛，至今還沒有一個人能闖進我的生活。」這位女副總理曾說。但政治對家庭的影響並非遍及每個人，全國人大前副委員長彭佩雲就是另一種例子，與她相伴半個多世紀的丈夫王漢斌，同樣曾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2001年9月，在全國婦聯對317名女市長的調查中，被調查者全部已婚，其中離異1人。調查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非常看重家庭的作用，而婚姻狀況也是女性參政的重要資源。
而在工作方法上，女性的風格與男性有所差別－－－她們更喜歡與下屬討論問題，而不是發號施令；她們具有親和力，善於用人格的力量教育人；體貼關懷，設身處地為部下及他人著想。
但她們的女性身份經常會受到社會和一些同事的議論，人們往往以男性的標準來判斷其能力。婦聯的調查發現，一旦她們像男同志那樣處理事務，又往往會被扣上「狂妄」、「出風頭」的帽子。
「副職升遷」
儘管目前在中國政壇上活躍著多名女性，但與男性相比，她們仍處於弱勢地位。中國婦聯研究所研究員杜潔等人的研究表明：從人數上看，中國女性從政形成「棗核形」－－－在最基層與最高層，比例較低。
「中國農村的女村委會主任佔總數的1％。」杜潔說。中組部提供的數據則表明：2002年，全國縣處級幹部中，女性佔16.1％；地廳級幹部中，女性佔 11.7％；而省部級幹部中，女性為8.3％。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裡，女性為27名，比例為7.6％；而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女性只有吳儀一人。
另一個現象是「副職升遷」。這些女性領導大多出任副職，而提升的路徑也大多是從一個副職升任更高的副職。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 1984年從政後即擔任北京市西城區副區長，四年後從副區長升任北京市副市長，1996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9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位列國家領導人。
不少女性高官都有這樣的經歷，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是，河北省的一位女政協副主席的從政歷程，從該省某市的教育局副局長、副市長到河北省副省長，直到退居二線，出任政協副主席。另外如天津的張俊芳從教委副主任升任天津市副市長，湖南省的甘霖從農業廳副廳長升任副省長，她們在從政期間幾乎未擔任過行政一把手。「副職升遷」的現象與各級領導班子中女性和民主黨派人士的配備規定有關，也與女性官員擔任正職過少的現實不可分。
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彭佩雲在2001年講話中稱，女性幹部「任副職多，正職少」。全國省、地、縣、鄉四級領導班子中，正職女幹部分別佔1.7％，6.15％，7.05％，3.4％，而且在黨政「主幹線」和重要的綜合部門任職的很少。
「造成女性一把手短缺及高層女領導缺少的原因有很多。」杜潔說，「首先在大學生分配上，國家機關更傾向於男性；而在30歲左右面臨競爭提拔時，女性又處於生育期。更為關鍵的是，目前中國實行男性60歲退休、女性55歲退休的制度，又讓年富力強的女官員們喪失了很多機會。」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吳江認為：女幹部們相對單一的從業經歷，也是她們難以成為一把手的原因。在各級領導班子中，她們大多分管科教文衛，而一些地方對GDP「硬指標」的一度追求，讓別人很難意識到她們的才幹。
另據某些基層女幹部稱，目前一些地方的政治文化對女性的升遷也較為不利。喝酒等潛文化在一些地方的官場盛行。女性天生的不善飲酒和羞澀，讓她們很難融入到這種場合，一次次提拔的機會很可能因為與領導和同事的疏遠失之交臂。
杜潔分析說，還有很關鍵的一點是，中共女黨員的比例較低－－－2002年，中組部的統計為17.8％。在中國政界，黨員的身份無疑是晉升的一個重要指標。
高層能否有更多女性出現
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陳慕華在延安期間，就曾多次力促女幹部的培養；而同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的彭佩雲，曾多次在中組顆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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