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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培養的頭子們比段祺瑞差遠了!

 2005-05-18 13:5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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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中國現代史上發生了「三一八慘案」。當時的北洋政府是段祺瑞執政。在官邸前鎮壓徒手請願的學生,打死47人,傷200多人,死難者中有一名女學生叫劉和珍,魯迅為此寫下沉痛的悼文。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中國知識份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用同仇敵愾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啟超(剛剛動過手術、正在住院)、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著名知識份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魯迅先生更是激憤不已,為此而終止正常創作,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紀念劉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諸多媒體加入譴責屠殺暴行的行列,如《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週刊》、《晨報》、《現代評論》等。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三一八慘案」真相,在慘案發生後的12天內,就連續發表了113篇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消息、評論、通電,《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103篇。

慘案發生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時任北大校長的傅斯年在昆明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鹿鐘麟。傅斯年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1926 年3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學生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裡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對於一個政府來說,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不僅踐踏了為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為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書》中所言:屠殺學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與期望之損失是無可估量,也無法挽救的」。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啟動了半死的國會和司法機構。曾被譏為「花瓶」的國會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 迫使段祺瑞頒布「撫恤令」。

儘管如此,也沒有最終保住民心盡失的軍閥政權。在屠殺發生後不到1個月,1926年4月,段祺瑞執政府就在遍佈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倒臺--執政府的國務院總辭職。而國民黨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軍事上獲得蘇聯的大量支持之外,國民黨相對於軍閥政權在政治道義的優勢,也是其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段祺瑞軍閥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已經因「三一八慘案」而喪失殆盡。

當年的北洋政府是軍閥政權,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軍閥,其執政時期的政治混亂頗受詬病。然而,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凶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中共的頭子們比段祺瑞差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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