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中國第一個敢揭露文革中吃人肉的勇士
* （2）王定及環江畝產13萬斤
* （3）二 廠 慘 劇
* （4）不是右派的右派
* （5）奇 冤
（1）中國第一個敢揭露文革中吃人肉的勇士
右派平反朋友王祖鑒兄，是解放前北京中國大學地下黨員，解放後，參加南下工作團。49年底到廣西，五十年代初到來賓縣當了縣委副書記。反右派他首當其衝，不當也得當。改造幾年，63年摘帽，放到武宣縣文化館打雜，還不能當幹部。其實，右派摘了帽，成為摘帽右派，實際無期徒刑。原來土地改革法規定地主五年可改變成分，富農三年，實際沒見改過，就算個別地方地主、富農依手續改變身份，但仍屬五類分子。地主、富農主要還是就地管制勞動。可是右派半數以上離鄉背井去勞改場所接受勞動教養，是不宣布無期徒刑的無期徒刑。王到了文化館，因是五類分子，會議不通知他參加，文件也不得看，報告更不給聽，倒也沒有什麼；眼不見耳不聽，總可以與世無爭了吧！但是，除了《毛選》，他也不能看其他書。苦惱自不待說，但他是個有腦筋，肯動腦子的人。「文革」在武宣縣掀開後，他十分驚訝。這不是摧毀文化，不要知識嗎？學生批鬥老師，他已無法容忍；看到打死老師，更忍不住了；後來發展到吃老師的肉、肝。他的腦袋炸了，思想沸騰了，這是人的世界嗎？他這時還沒有對黨中央喪失信心，於是一連幾天，偷偷寫報告，將武宣縣殺人吃人肉的情況寫了上去。怎麼送出去？郵局是不行的，什麼都要檢查，尤其是給中央寫，根本不能放行，弄不好，退到所在單位，肯定挨批被鬥。自己又無自由，又無錢，去不了北京（那時，任何人外出本大隊本公社，特別出縣，必須大隊、公社甚至縣的證明，無證就寸步難走）。後來他終於想到廣州還有朋友，由廣州朋友設法將材料帶到北京，交到中央信訪辦。二個月後，中央才來電制止。區黨委責成軍區司令員歐致富（少將）率一連步兵，直趨武宣縣干預制止，並通知全區各地縣一律執行，不得再吃人肉。但事隔幾個月，被殺吃的人數並無統計上來。 15年後的83年處遺時，方再查此事。各縣曾查了一下，但實在太殘忍、太慘、太丟醜，就不再搞下去了，因此材料非常不夠，情況也非常不全面。據我聽說，當時報上來時，已超過百人，後來中止調查和上報，這個數字就突然中止。據王祖鑒說，武宣一個縣，他個人即可列出100以上名單。後我聽平雷（曾在85－90 年任欽州專員，是我清華校友，58年畢業於水利系，為區人大常委財委主任）說，合浦縣吃人肉很可能超過武宣的人數。
我曾靜下來思考一個問題：聽說有人拚死吃河豚，因河豚有毒，弄不好，吃後中毒而死；可是河豚肉實在太鮮美了，這麼好吃，死也值得。我親眼目睹吃癩蛤蟆致命的。61年在南寧西郊石埠農場上靈分場，那是南寧地區公安處的收容隊，那時餓死人很多。有一天，一個年約50歲的本省人，出工時因肚餓，不肯走，帶班監管幹部再三催還不肯走，拿棍打他，他乾脆坐在地上，不動了。突然，地鋪下跳出來一隻癩蛤蟆，慢慢地跳到這個人身邊。他用手抓住就向嘴裡送，牙齒咬得骨頭咯咯響，滿嘴唇是鮮紅的血。幹部見了，立刻叫他別吃，快吐出來，還用鞭子撬他嘴巴。那人硬不肯，繼續不停地吃，不到三分鐘吃完了，還用舌頭舔乾淨血跡，生恐浪費掉。無可奈何，幹部走了。大約一個小時以後，這個人叫喊起來：「肚子難過，又痛又揪心。」大喊大叫，這個人好好的，太飢餓，飢不擇食，中毒而死。這種死，一定是難受而痛苦極了。不過從旁觀者看來，也許比飢餓致死、被活活打死、被人吃了更好些；比還活著開膛掏去肝腎、眼睛那痛苦來，更不知要好多少倍。吃人肉最殘忍。叫我吃，就是寧可死也不會去吃的；但是我問過幾個人，（並非都是廣西人）有的說還是會去吃的。因為你看那一溜兒跪在地上的「五類分子」、「牛鬼蛇神」，都是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是勞動人民的死敵，你不殺他們，他們就會反過來殺我們，還要寢皮吃肉，我們決不能手軟心慈。只有打倒他們，幹掉他們，吃掉他們，才是最革命的一員。
吃人肉，把文明人類的天性，把不食同類的動物性，統統拋棄了！希望能有人在今後到各縣去蒐集吃人肉情況細節，反映出來，以為後來者誡。
王祖鑒同志在來賓任縣委副書記時，來賓縣餓死人，頻頻告急，縣委縣府儘可能地去組織搶救，開倉放糧。但是這樣的好幹部，卻在57年被打成了右派，驅至農場勞動教養。他愛人叫張慰人，也是「硬骨頭」，不承認丈夫是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反革命，不肯劃什麼界線，結果打成更壞的「右派」。很久以後，王才知道妻子也在同一個農場勞教，但彼此不允許見面，這對夫妻從此同在武宣縣境內改造。老王先是燒磚瓦。不少同犯被飢餓和超強勞動奪走了生命。好在這個場的領導，其中一個是王的舊部，大飢餓來臨，死人日多時，立刻給王改了工種，去放牛。他每天到野外，常設法捕蛇鼠等野味填肚。有時遇上一個大鼠洞，就可以吃幾天；尤其是那一窩窩尚未睜開雙眼的小嬰鼠，用酒泡了，連酒帶鼠（幾已溶了）吃下去，比什麼靈丹妙藥都強。他撿回了一條命。極殘酷的勞改生活，極不人道的處境，王祖鑒並未改變對馬克思主義的初衷。雖黨藉開除，他仍每月留下黨費，並不斷地存入銀行。人們見他這種小額存款後，一眼即望穿其「險惡用心」在準備翻案，警告、威脅、斥責、批判他，但是他一如以往，無所畏懼，不知悔悟，照存不誤。
「文革」中，武宣那麼多吃「人肉」的事實，他終於按捺不住了，他聽到吃人肉的情況時，已經吃開場面很多天，這時他妻子懷孕了，他們決心去打胎。他和妻子去醫院的途中，恰好碰上殺人開膛、割肉的場面，交通為之堵塞。他們只好原路返回（手術不成，終於後來生下個姑娘）。於是他，坐下來上書。這才有後來上級派歐致富帶兵來武宣制止的措施。王上書的功勞，救了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也制止住多少人的獸行。王雖然功勞很大，但他卻激怒了當局，尤其是武宣縣委革委。查到他王祖鑒告「黑」狀後，找出了他別的「罪狀「，一次次拖到全縣大大小小的批鬥會上去狠鬥，被視為階級鬥爭新動向。他在那幾年被那些殺人吃人的惡魔折騰得死去活來，直到八十年代胡耀邦上臺，政策已改，他才被調到南寧師範學院（今改名廣西師範學院）任中文系總支書記。三年後，以健康原因，提前離職休養。但十幾二十年來，他從未中斷對各種貪污腐敗的鬥爭。各地同志，特別是柳州地區各縣（來賓、像州、武宣）及柳州地區黨政各單位同志經由他上交給中央各部門的揭發檢舉材料，估計有幾百公斤重。
王祖鑒同志確是一位難得的鬥士。
附：王祖鑒，廣東省人， 1925年生，幼年起即在北京生活、學習，在大學唸書時，加入中共地下組織。北京解放之初，他奉北京市委之命，加入了四野南下工作團，到了廣西，工作積極出色。任來賓縣委副書記時為民請命，被冤劃為右派。夫人張慰人因不肯與右派丈夫離異，也成了右派。79年改正後，先後任廣西師院中文系及地理系黨總支書記。2002年逝世。
（2）王定及環江畝產13萬斤
八十年代初，我住在南寧大板二區36號樓三層，距王定住的47號樓一層，不過30米距離，互相過從甚密。
解放後王定歷任思恩縣和宜北縣的副縣長（現改為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縣長、縣委書記，前後8年，直到被打成極右份子。他對我說：「38年前即1958年，環江餓死四萬多人，佔全縣人口幾乎四分之一。縣委及其少數領導人，在區黨委和柳州地委領導的支持、慫恿包庇下，犯了滔天大罪。四萬多父老鄉親兄弟姐妹慘遭餓死、殺害之事，被長期封鎖無由申訴，不予昭雪，是我這個『父母官』的最大恥辱，也是共產黨的極大污點。義犬尚能報主、救主，我們共產黨，尤其是環江縣共產黨員，眼睜睜看著四萬多冤魂，看著屠夫、孽主飛黃騰達，卻無言無字，不申不訴，黨性、人性何在？對得起良心、人民及後世子孫嗎？」王定這一極其沉痛的表述，令我悲從中來，淚由眼出－－馬克思主義是這樣對待人的嗎！？
環江400多平方公里土地95%以上是山地，1954年約16萬人，是專區出產糧、牛、豬的縣份。
環江人民在合作化公社化中，生產、生活日益困難。尤其是大石山區，居住十分分散零落，為了參加集體生產（或開會），四點鐘就要起身，步行二、三個小時山路，才能到達勞動地點。下午收工回到家中，已是半夜，家家戶戶，無不叫苦連天。秋冬分配季節，更是問題重重，各個村屯，就那麼一點點糧食，又得挑了回來，疲於奔命，喊苦不迭。不少僻遠山區種了些瓜果、菜蔬及少量糧食，因路途遙遠，行走都很困難，只好爛在地裡，無人收割，造成極大浪費。許多地方，有的田塊十分狹小，集體勞動根本無法進行，有人形容一個青蛙一跳可過12條田埂；也有叫一個青蛙三塊田，牛也很難進去耕作。最幼稚的孩子也懂得：像這樣地方，不應搞合作社生產隊那樣大呼隆集體生產。1956年，王定率領一批幹部，到幾個高級合作社調查，聽取群眾意見，然後拿到縣委會議上。王定說：「應注意到各地的特殊情況，一個鄉，方圓幾十里，一個隊有十多個弄場，管理和集體勞動十分困難，太分散了嘛！什麼都統起來不好。農民習慣在田頭、地角種點菜豆辣椒，或搞點什麼副業，就扣上『資本主義』『自發戶』『破壞』『復辟』等大帽子進行批鬥。結果，生豬大減產，鴨鵝幾乎絕了，中藥材沒有了，青菜也少見，合作社勢必長久不了。」縣委決定分小社，由生產隊自負盈虧；分散的小區，就包工、包產、包投資到生產小組，到戶。王定並於56年底報告地委。地委加上按語，批發兄弟縣參考，同時准許環江搞試點。（萬里委員長在接受《農民日報》總編輯張廣龍時說：「包產到戶救了全中國、救了社會主義。」因為他在安徽任省委書記時搞了包產，救了安徽省。）哪裡料到，王定卻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幾乎交出了生命。他被扣上瓦解合作社，破壞集體經濟，帶頭走資本主義的大帽子；後來更被打成「右派集團」頭子，成為「極右」的反革命。
清洗了右派後，新書記洪華來了。在省、地區指揮下，狂熱的大躍進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奇蹟出籠了。
環江縣畝產十三萬斤的騙局和餓死殺死五萬人的慘劇的導演，是地委書記賀亦然（後提升區政府副主席）。為了在環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產衛星，賀亦然特別關照縣委書記洪華說：「……湖北省三萬斤/畝的衛星，是把六畝田裡的水稻移植到一畝田裡……，沒有十萬斤畝產，恐怕在國內放不出去的。」洪華心領神會，回來把分管農業的副書記等一批親信找來，於8月下旬把試驗田（一畝一分三）裡的禾苗全部拔掉，再深耕犁耙後，倒入成百上千擔肥料，不分晝夜，發動社員教師近千人，從附近各公社大隊百多畝的稻田中，挑選出長勢最好的幾近成熟勾頭的稻禾，連根帶泥挖起挑到試驗田中並蔸，兩天時間就密植起來。新聞影片即攝錄過副書記兒子在禾上嬉戲的鏡頭，並在廣西日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這種做法，引起正直的人們的不安和不滿。王定這時還在縣裡小勞改，路過該田，說了句「這麼搞法，怎能增產放衛星，豈不勞民傷財？」洪華聽到反映後，立即發動大批鬥，以破壞大躍進罪名，把王定妻兒子女全家九口人，掃地出門，強制趕至一破爛不堪的圩亭角落裡，四面透風，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最後乾脆送去勞改農場改造。
一位中山大學農學院畢業的老農業專家去看了「衛星田」，回去縣裡匯報說：「這樣放衛星，畝產哪會有五千、一萬斤，我看五百斤也到不了。」當即被發配到右派改造隊中去勞教。
9月初，自治區黨委並組成了檢查驗收團，自治區黨、政領導人，還有農學院院長，作物栽培學教授，遺傳選種學教授，區農科院專家，以及水稻專家，都被特邀，興高采烈到現場驗收。
58年9月9日上午10點，洪華威風凜凜地將一把系有紅綢帶的鐮刀給一名領頭的副書記，隆重開鐮。四百多名男女社員，在六千多圍觀者面前，揮舞鐮刀，進行了收割，當即脫粒，裝滿一擔擔籮筐，然後派幾十人排成長隊，沿著主要街道遊行示威，直到縣委大院過秤堆放。與此同時，一個生產隊的糧倉裡，另一群社員，遵照縣委指令，挑起準備好了的穀子，一擔一擔尾隨遊行隊伍，使稻穀擔子頓增兩、三倍。這樣安排，洪華仍恐達不到十萬斤，又佈置一些擔子，趁人多馬亂之機，不倒去穀子，過秤後乘亂又挑了出來，再次（甚至三次）混入送去過秤的大隊伍，重複過秤。經過十多個小時的折騰，直到當晚十二點多，才收割完畢。縣委大院堆起的穀子（乾濕均有），統計人員根據過秤人員報出的數字，這塊1.13畝田，當天收割了1.075畝共14萬零217.4斤，（尚留0.055畝未收割，故意留下供參觀），平均畝產13萬零434.14斤。全國、全世界第一，就這樣炮製出來了。
洪華等人，還要求參加驗收的自治區領導、院長、教授、專家等在驗收喜報上簽名，可悲可嘆的是大多數人都簽上本人大名。這一彌天大謊在各級黨報上發表了。
假戲真做，明眼人也不難識破。當時在場的區黨委組織部一名副部長就未簽名。1959年3月7日，縣林業局一位幹部以「環江縣全體農民」的名義給毛澤東寫信說：「這樣做法，我們以為十三萬太少了，那塊田可畝產一百萬斤的啊！」環江中學教師覃有莘說：「這是環江的恥辱。」縣委幹部張聯無說洪華瞎吹，洪華聽到了就送張去勞改（還打屁股）。柳州農校老師學生中也有人深表懷疑；但發現一個，就處罰一個（勞改或送回鄉勞動）。
9月10日，洪華舉行記者招待會。9月12日《廣西日報》大肆報導。9月18日《人民日報》又作了報導。《廣西日報》還有「政治挂了帥，生產飛上天，環江畝產翻四番」的標題。區黨委、政府賀電也飛來了。還組織了大量參觀活動。人們絡繹不絕來取經學習，連越南也派代表團來參觀學習。
功勛赫赫的洪華，出盡了風頭，披紅戴彩，領到一面特大紅旗，歡迎隊伍，成千上萬，擠滿街頭，洪華被群眾高高抬起，一路抬入縣委。從此，洪華越吹越神，成了英雄。他到哪個公社，都安排群眾夾道歡迎；一些離大路遠些的山區的社員，還要打著火把來到路邊，甚至連夜趕來，絕不許誤了時間。有的歡迎隊伍長達五華里，儼然一個國君的駕臨。洪華任內短短兩年，榮獲上級獎旗達96面之多，實屬空前。
賀亦然從地級升去區裡成了省級幹部；洪華也由縣委書記提升為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
環江還要爭奪鋼鐵元帥哩!原始森林大量被砍伐，「土法」煉鋼上馬，成績亦極盡輝煌；但其結果是：廢鐵渣一堆，禿山光嶺一片。
洪華等胡吹瞎報58年糧食產量為3．3億斤，實際1.05億斤還大有水份。0.71億斤的徵糧購糧任務，比上年增加近5倍，但農民怎麼完得成任務呢？於是，洪華不惜以瞞產私分的大帽子欺壓群眾，並製造2.4億斤「後手糧「的假現場，讓柳州地區三千多名公社大隊幹部出席鬥爭會。結果使得各公社僅留的口糧和農民家中頭年的極少量餘糧（幾斤或幾十斤）都掃出來交公購糧。到1959年，口糧全面緊張，斷糧戶成千上萬，飢荒大片出現，餓死人日益增多。區黨委被迫向環江返銷一百萬斤糧食，才勉強度過上半年的餓死關。
不久，廬山會議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全國群起反右傾保三面紅旗，反瞞產運動再起高潮。洪華再次赤膊上陣，爭當先鋒：59年產糧任務是58年3．3億斤的三倍（9．6億斤），秋後徵購任務是1億斤。但我的天啊!環江當年實產只有0.8億斤還不及，而虛構胡編的數字是要用實物去兌現的。於是，洪華開展了反右傾、反瞞產的政治大鬥爭、大迫害，召開大會，故意挑選幾個虛報產量的隊干為標兵，去鬥爭報得少或報不出來的幹部，並以「勞改」相威脅。在洪華親自主持的城關公社陳雙大隊的逼糧會上，連批帶打和挨餓，竟死去13人，洪華還說：「這都是社會主義逃兵，死去不要緊!」
洪華還宣布，凡偷倉庫糧食的，均可予以開槍打死。龍岩公社一個糧管幹部發現一名僅十二歲的學生偷糧食，立即抓住按在偷糧的地方，開槍射擊，小學生被打成重傷，三天後死亡。吉祥公社一個小孩偷糧，被關入糧倉，活活悶餓死在裡面。有一次在搜查時，發現一戶家庭鍋邊有一粒飯，就肯定該家主婦偷糧，便將該婦女腳姆指捆起倒吊挂了起來，剝光衣服，用燒紅了的鐵釺，烙燙其肚皮及陰部，直到將她摧殘至死！八十年代在柳州市七中任校長的覃杭生，親眼目睹了這一慘劇。類似這樣情況被折磨至死的至少有四、五十人。
還有些不甘心餓死的環江人，紛紛外逃至貴州討飯度日，謀求一線生路。縣委又下令進行追捕。一經捕回，即予關押，幾十個人擠在一個小房間內，幾天幾夜，睡不得，連坐也擠不下去，活活悶死了44個人。洪華還下達指示：外逃人員如經動員仍不肯回來，或歸途中又逃跑的，就打死算了。水源公社的書記就是這樣宣布和執行洪華的指示的。這個公社逃難到貴州150多人，追回來的幾乎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關死，沒幾個活下來。
飢餓隨著洪華的大謊言接踵而來，死亡則隨著飢餓和殘殺而至，全縣死亡高達五萬人。洪華卻提出：餓死人也不得開倉放糧。真是喪心病狂！不但家家斷炊滅煙，連公共食堂也揭不開鍋（最短一個多月，長的一百三十多天停夥）。本縣無處可以討飯，找野菜樹葉也無法充飢，死人日益增多，許多餓死路邊的人，也無力去埋。全縣十六萬多人，1962年發布票，只發下去12萬人，可見那幾年餓死人之多（另有人說死五萬多）。王定說54年普查時環江人口是15.7萬人，毛澤東獎勵人口生育，至59年，又無自然災害，全縣最少也有十八、九萬人。就按十六萬計，也死了四萬人，有人最保守估計，全縣至少死1/4至1/3。根據對城關公社陳關大隊、副點公社中山大隊及馴樂公社康寧大隊調查，死亡率分別是26%、47%和46%。水源公社的龍樹屯和馴樂公社的岩口屯，人口全部死光。水源公社餓死1500人，斗死15人，斗後傷死82人，槍殺的5人。全家死絕的有9戶共47人。
開始死人時，由生產隊負責派人抬去埋葬；後來死人多了，有氣無力的活人，也抬不動那麼多的死人；死了大人只剩小孩子的，屍首便無人掩埋，不是橫死門口，就是陳屍村前屋後。有一天洪華見一個轉業軍人死在水源街上，便大罵「擋路，死也不找個地方」，並下令「以後有病的人，不准出家門來」。居然禁止死在路上。
初時，死者還有棺材；人死多了，不說沒有足夠棺材，就是有棺材也抬不動，甚至連抬的人也沒有了。以後根本找不到棺材，就光屍體丟著，連埋也省掉了。洪華大發雷霆說：「現在死人不埋，是刮一股妖風，是五類分子，是富裕農民的反動表現，堅決予以打擊。」
60年3月由區、地兩級合組了一個調查組到縣調查，洪華等如臨大敵，召開秘密會議，千方百計置障礙，破壞調查。調查組困難重重，再也深入不下去了。
廣西區黨委於60年元月提拔洪華為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3月5日洪走馬上任不久，調查組終於查出了環江死人不是傳染病，實在是飢餓，死人實在太多。區黨委不得不稍作處理，將洪華改為地區財貿部長，以安人心。1960冬至1961年春「整風整社」運動中，因環江縣大放假衛星，大刮「五風」等原因，廣大幹部群眾起來揭發檢舉，要求將洪華揪迴環江批鬥。61年3月2日，洪華被開除出黨，並逮捕法辦。區高級法院直到63年10月31日，才以違法亂紀罪對洪判刑5 年。對環江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的洪華，重罪輕判，法律何在，天理何存？！
環江地處亞熱帶，氣候溫和，雨水充足，地廣人稀，原始森林成片，四季常青，糧食作物季季有收，平常年景即有餘糧外運，是柳州地區乃至全自治區較好縣份。人民勤勞敦厚，解放前從未聽說過糧荒死人之事，即使大荒大歉之年，求親靠友或依靠自然資源採種互濟，斷不至於餓死人。58年的十三萬斤曠古未有舉世罕見的畝產稻穀數字，完全是洪華等精心策劃，在堂而皇之搞三面紅旗大躍進社會主義大生產、大豐收的謊言下，強加給人民和全世界的大誆騙，大謊言，導致環江慘餓至死五萬農民的大血案，大慘案。這幫混進黨內的傢伙，大權在握，姦佞殘暴到了極點。為了個人的極端無止境的私名、私利、私慾地位、權力，在自然條件極好的時期（全國也根本不是什麼三年自然災害），把人民群眾視同草芥，不及螻蟻，殘害致死。本來，畝產十三萬斤，任何稍微正常的孩童也都明白是不可能的事。可憐的是某些權威科學家，為了溜須拍馬，連良心良知及科學常識也丟掉了，還厚顏無恥說什麼畝產幾萬斤完全可能。
環江13萬斤畝，許多人還以為是原縣委書記王定搞的。我的許多朋友，知道我和王定交往甚密，悄悄詢問過我到底是怎麼回事？我通過多次瞭解，獲悉其中的一些情況，寫出來為他辨誣，並供後人警醒。
附：王定前妻革命烈士蔣繼璘簡介：
全州人，1924年9月出生，比王定小一歲，初中文化（當年第一名），當過小學教師。1947年7月，她淚別襁褓中的嬰女廖紹瓊，離家參加地下黨領導的桂北農民翻身團，並擔任桂北游擊隊婦女宣傳隊長。在遭遇戰中，不幸被俘。在敵人獄中，大義凜然，堅持鬥爭。反動派慘下毒手，她從容就義，時為1947年9月 15日，年僅24歲。大惡霸、全州縣保安頭子蔣余蓀，竟殘忍地讓劊子手當場剖開烈士之腹，挖去烈士懷在腹中胎兒去泡酒。解放後，此大惡霸被處決。政府追認蔣繼璘為烈士，並將其屍骨安葬於縣體育場後山坡上，供後人瞻仰致敬。
（3）二 廠 慘 劇
「文革」浩劫，當然是最高領導者應負首責；新興農場二加工廠的慘劇，則經理高振卿難辭其咎：田映、王成活活被毒打致死，迄今不悉屍骨何處；閻振倫、呂甫周、霍實、龐昆明、顧家良、伍廷樞、喻良璋以及陽有富等十多人，莫不慘遭酷打，不是血肉模糊，也是皮開肉綻。顧、龐甚至被捆綁、強押至新興農場禁閉室關押幾月至幾年。其他人或戴上鐐銬，關入本廠臨時自設的牢房；或強交群眾積極份子嚴管不貸。這是1968年間二加工廠發生的慘劇。若非1969年軍隊進廠駐紮，全體幹部及其家屬，全體就業人員（均已摘帽的右派和少數無帽就業人員）一律被調去一加工廠，那麼，這一人間慘劇，更不知將伊于胡底。事隔30餘年後，一位當時斗打他人近乎瘋狂的「積極」分子親口對我說，連他這樣的人竟然還餘悸後怕，生怕自己最後也逃不脫虎口。而像我本人，迄今還記住二廠高振卿經理成天撕心裂肺怒吼狂叫什麼 「田是一塊一塊耕，飯是一口一口吃，你們是一個一個鬥，誰也別想逃掉」、「老鼠拖木锨，大頭在後面」、「現在是先斗小的」。有好幾次，他露骨地不點名地公開直指我說：「過去你跟老反革命（指北京市委的彭真、劉仁）反革命，現在又跟新反革命進行反革命。群眾專政放不過你，我們也饒不了你。」
在二廠，誰都知道，7名幹部在文革中分成大小兩派（即聯指派為大派，四二二派為小派）。韋詩江指導員、高振卿經理、韋德隆、郎艷瓊幹事夫婦是聯指派；黃宏森隊長和劉克仁管教員是四二二派；司務長則哪一派也不入。應該說1968年以前，主要是他們兩派之間在格鬥，與我們沒什麼干係。我們近百名無帽就業人員，是全場25個中隊裡，唯一全是無帽的公民隊，有選民權利，且發有選民證，還參加過選馬場長為人民代表的普選活動。這個時期卻降為和其他隊一樣，接受「軍管」，還居然說享有「不受衝擊」的待遇。但是，1968年大災大難突然從天而降。
龐昆明被第一個揪出來示眾。那是個星期天，打掃清潔衛生；龐因去修月刮（農具）而未在小組內勞動。管教員劉克仁便動手將龐推推搡搡，命令他去中隊部交給韋詩江指導員處理。龐作了些辯解，韋即拔出手槍，開槍擊中龐的腰部，鮮血直流，幸未中要害，不然打死也白死。這還了得！於是全隊人員被集中舉行批鬥大會，上級大隊部教導員和其他幹部以及軍管代表，都全體駕臨，荷槍實彈，劍拔弩張，密封四周，環包八方。批鬥尚未正式開始，高振卿一聲不吭，手舉棍棒，氣勢洶洶直朝龐昆明的光身、背、腿、臀部猛勁一棍棍啪啪擊打，來來去去，無稍停歇，足足打了46下。木棍被打斷兩根，又就地拔起圍護花木的木棒，繼續用勁擊打。龐昆明傷口的血仍在流著，卻硬是不吭一聲。在旁邊的教導員覃韓這時不得不上前隔開，沒有讓高再打下去。這時高因用力過度，只好靠邊，用打人的木棍支住身子站著。軍管代表走到會場中央，狂吼什麼 「你們想要什麼自由嘛！一點都不給，半點也不給。只能老老實實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然後就把龐昆明拉到中隊部，再五花大綁押到場部關押了幾年。
事有碰巧，養豬的脫帽右派伍廷樞，根本不瞭解外邊發生了龐昆明事件，在他去中隊部領飼料糧的途中，驚見龐昆明血流倒地，迅即叫龍詠孫醫生速去急救。不料，被黃侃傑看了個正著，立告高經理。於是，在送走龐昆明去場部關押的當晚，二廠就立即召開批鬥伍廷樞的毒打大會。伍並無其他言行，完全是出於一片好心、良心，因此，他無懼無畏，昂首挺胸，浩然屹立。高振卿煽動說：「伍廷樞不睬不理，不檢討不批判，大家說該怎麼辦？」於是，便有幾個人立即一擁而上，拳打腳踢。小個子的伍廷樞，迅速被壓倒地上遭受一陣踢打，弄得全身都是泥沙土粉，可是在這場幾個小時的毒打中，伍始終一聲不吭，一言不發，硬是頂到底。提起黃侃傑，早在此前個把星期，在斗喻良璋（原四組組長，黃是他的組員）時，已嶄露頭角。這次檢舉伍廷樞，是為其成為積極份子鋪路。過了兩個月，果然，黃不僅成了積極份子，而且當上記分員，還擔任什麼大會總記錄。
不久，又發生了顧家良事件。為了打茅草夾，中隊下達割茅草任務，定額100斤（因草源有限，實難完成），各小組早早地就出工了。顧（組長）這組16個人，因草源好，中午就完成任務，經過秤，質佳，量也超，上報了隊部。下午，黃隊長來大宿舍，見顧全組人都靜躺在床上，就問組長顧，為什麼不出工，顧講完成任務了。黃強詞奪理講：「你們只完成了定額，但八小時的任務，還有一半哩！出工，出工！」全組無一個動彈，黃只得無奈離去。
晚上，隊部召集全組人員，去隊部門前開會，我也到了會。高經理，還有一個管畜牧菜園飼料組工作的韋德隆主持開會。16個人團團圍坐著，誰也沒開腔。高經理一個人，繞著大家圍坐成的外圈，邊繞邊罵，走到顧家良組長身後，似是衝著這個為首的組長說：「你說說，你改造好了沒有？」顧立刻掉頭對高經理說：「那你改造好了沒有？！」高聽後，怒火猛燃，厲聲怒吼：「你這是什麼態度？！是反改造！」接著就問大家：「你們都聽見了吧！」大家沒有出聲。－－我們當然都聽見的，十分清楚嘛！但是你高某難道還不明白完成定額是表現好，正反映了改造好嘛。而你們這類幹部卻顛倒是非，橫行霸道，還要批鬥完成任務的好人，理應好好改造－－高更氣急敗壞，就指著16個人，挨個問：「你聽到了沒有？」回答居然是：「沒聽見」、「聽不清楚」、「沒注意留神」……高只氣得大聲直叫：「散會！」把顧家良一個人捆綁起來送去場部關押了40天。
斗田映，有高經理大棍的示範，結果田映被踢得倒地打滾，剛能起來，又是一輪毒打。他乾脆就自己用頭沖牆，以求解脫。果然，次日高經理悻悻然宣布田映「不吃白米飯」了（把整人致死說成不吃白米飯）。
王成心中十分明白：既挨點名，必被毒打慘死無疑，於是便出走逃難，豈料外邊也是兵荒馬亂，王在躑躅徘徊中，被收容進了收容所，押返新興農場。高經理高興極了，立刻把王領回二廠，當晚即開鬥爭會，在會上大叫：「任你逃到天涯海角，也布下天羅地網抓你回來。」王成挺胸昂首，鐐銬叮口當進入鬥場，什麼也沒有交代（其實也無可交代）。他平時與任何人都平和相處，無任何個人恩怨，也與二廠領導無爭，成天除了寫黑板公布各生產組數字或者抄發報紙外，跟其他人並無多少來往，不過大家都很尊重他。在國慶節前幾天，他被狠狠地打鬥了幾晚。節日休斗了二天。重開斗打時，王成已站不穩，倒在地上。幾個積極份子打手，一湧而上提手、提腳凌空抬起王成，又重重摔下，他只哼了一聲。王成已經無聲無息永遠告別了人間，一張席子捲走了事。
斗霍實，是講他和月亮塘趙延年組織了反革命集團，也鬥得死去活來。我本人托黃松蕃新購的一套純毛棉衣褲失竊，也不敢報失。事後一年，許多知道這件事的人，祝賀我是老天爺照顧我，逃過了這一大災難。
斗呂輔周時，天已入冬寒冷，他早已穿好棉衣、棉褲等待。高經理也早已看在眼裡。鬥爭尚未開始，高就對大家說：「這是個早有準備的，大家必須更狠地鬥。我們特地打了一付30多斤的腳鐐給他戴！」一米八高大個頭的呂輔周，鋃鐺進入會場，當然交代不出什麼反動言行。金子瑾是柳州市已解除勞教的右派份子，有一、二次從柳州去穿山路過二廠時，在馬路上和呂邂逅偶遇，寒暄幾句就走了。可是高經理就煽動一些人起來斗打呂，什麼「訂攻守同盟」啦，「裡應外合」啦。呂這個小組在馬路邊拾到紅衛兵、民兵丟失的一顆手榴彈，呂作為小組長，主動親自上交中隊部。但是，高經理竟藉此煽動說呂擬炸掉中隊部是反革命現行活動。於是，竹鞭、木條齊發，拳三腳五交加，斗打進行了六、七天，因為解放軍要來駐紮，我們二廠全體一律並入一廠（相距十二、三公里），呂才免於一死。但是他骼膊和腿腳上的鐐銬烙印，卻伴隨他整個餘生（呂2002年病逝於龍州）。
被斗、打得最慘的數閻振倫。他一被投入鬥爭，就是一頓暴風雨般拳打腳踢，上下左右鞭抽帚揍，本來光禿的頭，就鮮血四迸，淌流全身，整個成了血人，只見眼白還有點白色。不論他交代坦白什麼，都不算數，因此挨鬥了一、二十個晚上，身上血跡也不讓擦，鮮紅的血，干了成黑色，他就成了黑人。鬥完了就腳鐐手銬，叮叮噹噹押至隊部關押（原為幹部洗澡房）。白天由專人看守押往工地勞動（鐐銬在身）。
最後，我想再講一點閻振倫。他的胞兄閻振興，是臺灣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早年以河南省第一名成績考入清華大學。1935年畢業後赴美留學獲博士學位，返國後當過清華、河南大學教授。1946年赴臺灣，歷任新竹清華大學校長、教育部長、科學指導委員會副主委等要職。振倫右派改正並恢復工作時，自治區特地調他擔任廣西區政協委員。1983年，他應當時邕寧縣委書記之請，合作創辦邕江大學，是廣西第一所民辦大學（全國是第二所）。這是他的功勞。他和我（有幾次，戴弋也在場）有過多次商談，並由我介紹去教育部直接請示部長何東昌、滕籐等，獲得批準備案。可惜，為時不久，他患癌症去世，終年58歲，未能目睹今日邕大的新發展。振興先生也於今年病故，享年95歲。1949年振倫以為：解放了，可以為人民服務，自由馳騁，不肯隨胞兄去臺灣。豈料，他當年正在學習的華北文法學院被勒令取消，師生員工進入「革命大學」、「華北大學」、「南工團」；個別少數人則被軍管會強行吸入「集訓班」等進行關押、集訓。當然，臨解放前，也有的師生自行離校南下，有的去了臺灣，可是，振倫主動留下，等候解放，再學習，以便畢業後為人民服務。他歡欣鼓舞地參加南下。廣西解放了，他在隆安教育局工作，1958年竟被打成右派，被送勞動教養。6年後解除勞教，回不了家，就帶妻女來新興農場，準備一輩子就業，過「三種人」生活。文革開始，他是被慘鬥得最絕的，被摘帽的右派積極份子奚士衡等猛押狠打。摘帽的社會勞教司徒權，更是一邊不絕口地罵「咸家鏟」，一邊朝那一直流血的創口猛力抽打他簡直成了個血人。由於田映、王成的慘死，高經理不得不交代打手們不要向致命處進擊，所以被鬥得流血而不喪命，創深而不致死，痛苦而不氣絕。折磨、摧殘至於極點，非拙筆所能形容。
這個振倫，後來被廣西區政府副主席、區黨委組織部長張聲震特地調離隆安（閻是縣教育局副局長），邀住入國旅，當然是統戰對象。因為他胞兄振興是大科學家，還是臺灣國民黨的中常委。他也與胞兄聯繫上了，他們的子女堂兄妹還在香港見過面。振倫不計前嫌，不記22年巨深的創痛，投入到廣西第一所民辦大學創建工作，這比那些高官厚祿、無所作為的人，特別是那些殘害無辜的人，無論在人格上，業績上，是何等天大差別啊！！
（4）不是右派的右派
79年改正錯劃右派時，基本上不得不實行「三恢復」。可是，遭遇了22年同樣的折磨後，在改正時，卻發現某個人並不是右派，不能三恢復。這就更慘了。
盧靜安是個幹部的養子，讀高中時，被打成右派，處以勞教；但中央下文：工人、農民、中學生不劃右派。怎麼辦？就當作壞分子。這樣，盧靜安也一直勞教22年。到了要改正，才發現並不是右派。自謀生路時，已經四五十歲了。
羅國忠是四川人，為了逃飢荒跑到廣西來，不知何故，說他是右派，送到農場與右派一起勞教。到了「改正」時，才查明他也不是右派，只能又讓他去撿牛糞，一直到大家都走了，還不知結局。
霍鉅，解放前是孤兒。解放後在麻尾六甲火車站得了一份工作，平時省吃儉用，口訥言寡，從不惹是生非。單位要找一個右派，別人不好惹，就看上他，不容分說，當作右派送勞教。在農場時老老實實。他有一個存摺，三年飢荒時，每月不得已時提出三元五塊，買點木薯片，開個小鍋。79年改正回去，叫做什麼就做什麼。 80年代的某一天，人們見他沒有上班，這是反常的，就去敲他宿舍的門。原來，他躺在床上，已溘然逝去。來時是單身，去時也仍然是單身－－這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右派份子」麼？他若在天有靈，應該去向誰清算這筆糊塗帳呵！
（5）奇 冤
1957年5月至6月，全國「幫黨整風」的大鳴、大放、大字報，一個多月後變成了「反右派」運動。55萬多人被劃成右派，定為敵我矛盾性質。直到1979 年，方將百分之九十九點幾的人，改正「錯劃」，實行「恢復黨藉、公職、工資」。因為毛澤東講過右派只能摘帽，不能平反，故名為「改正」。這樣還得用去二十多年時間。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除處死東條英機等極少數首犯外，殺死我國幾千萬同胞、毀壞掠奪幾萬億財富的絕大部分戰犯和侵略軍，都寬大為懷遣返日本，戰爭賠償也不要了。這難道不是敵我矛盾？！對兩者的處理，竟如此顛倒、懸殊！？
我本人從四十年代參加革命，入黨10年來，沒有在任何場合發表過當時所謂「右派」言論，文字上（含私人信函，日記及記錄等），也沒有過。甚至和我愛人的私房話中也找不出一點蛛絲馬跡。反右後，忽然被通知到工廠去「上班」。我還以為在領導機關工作時間長了，下去和基層單位幹部交流。不料進入工廠大門，迎面撐著半扇門面大小的大塊木板上，竟然用大綠紙寫著「右派份子毛毓珪來我廠接受工人監督勞動」。我當時腦子嗡的一聲，好像突然天塌下來了，闇然無光。廠長、書記打開介紹信看，輕鬆地繃出一句：「六十元一月，比五級工還高哩！去鑄造車間翻砂，好好幹，二、三年差不多了。」車間一、二百人，原先已先來了個工程師，他過去出版過科技方面的書，似乎原薪下來的。他參加轉爐煉鋼。車間主任安排我到熔爐（叫衝天爐），按電鈕開機放料入爐，勞動強度並不大，只是勞動時間很長。正是「大煉鋼鐵」高潮時期，人人如此。
我實在不明底裡，心中頓起親自到上級黨委申訴的念頭，只要碰到公休，就去市委、中央組織部、辦公廳上訪並交上文字材料，總有幾十次之多。曾經有兩名幹部下來找我個別談話，還是很和氣的，當然十分嚴肅（他們說什麼偉大領袖教導說，除去沙漠外，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分左、中、右三派人）。問我：「你總說自己不是右派，那好，你就指出一個右派來。」我從未聽過主席這樣的話，但我知道世界各國凡有議會的，因座次在議席的右翼、左翼，擁護現政權的均坐右翼的座位，而反對現政權的，則居左翼席次。想到這裡，我就平心靜氣地說：「我們都是一個勁兒工作，我個人沒發現人家言行上有什麼左、什麼右的表現，都是不錯的。如果在外國議會上，誰都可以一眼看得出來。」他們倒也和善客氣，再三問我：「真提不出來嗎？那就希望你安心改造，照主席教導，搞得好，三幾年也就解決問題；否則，後果你就自負了。」回到家裡，我愛人向我述說毛主席的幾次講話，還輕鬆地說：「沒什麼了不起的，不就是少了幾十塊錢嗎，我有稿費，不難補過來的，年把兩年，挺一挺很快過去了，這也是一種政治考驗嘛！」我邊聽邊想，實在太感到冤屈，10年來自己犧牲了學業，無私、無悔、無怨，難道就這樣不明不白下去嗎？！硬是堅持不斷上訪申訴。直到黨委書記高各榮厲聲呵斥說：「你這一連串列動，就是右派反黨罪行。只有興凱湖（在新疆）等你去。」一位老工人師傅悄悄地（他頗表同情）說：「聽說已指示保衛科派人送你了！」
我這才寫了三封信，給中央組織部、北京市委、愛人（主要是希望她帶好兩個兒子、去辦離婚手續，以免株連）後，流浪了半個中國，進出過8個廠、場，歷時22 年，摘過三次帽子。我一向不知道給了我什麼名義的處分，直到「改正」時，方知是什麼回事。最後我正式口頭、文字提出：「我的檔案無論多、少，也無論真、偽，要求全部保留下去。」讓後人看了，好真正明白是什麼一回事。否則，在那樣一位偉大英明領袖領導下，實不能想像會有這種荒唐、奇異的冤案。退一萬步說，如果這次「改正」是個錯誤，將來的人又憑什麼來平反這搞錯了的「改正」呢？我在參加廣西「文革」處遺和「地下黨」處遺工作時，就真的大量遇到「查無案據」 的事，因為許多檔案燒了，使得許多真正的壞人矇混過關，溜之大吉。好心誤了大事。
我這個「改正」的右派，妻離子散，家破人亡22年；受飢挨餓，飲辱蒙囚22年。
除了殺人、強姦，一切思想（還有莫須有的言行）罪行，都非要強加在我身上。孤家寡人的我，只能以堅決沉默不語和不斷上訪申訴的銅牆鐵壁抵制到底，歷經了22年。
這是我唯一堪告慰自己和世人的。
── 原載 民主論壇
- 關鍵字搜索：
- 中國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