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攻堅戰會不會又淪為一項自上而下的政績工程？（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0年1月9日訊】2020年1月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提出，要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圓滿達成。此前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2020年新年致辭中提到，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如期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似乎到了2020年，中國人民就要迎來「全面小康社會」的新時代了。人們不禁要問：內外交困下中共構想的2020年全民奔小康的脫貧攻堅戰會贏嗎？被全面小康後，脫貧民眾會不會又迅速返貧呢？脫貧攻堅戰會不會又淪為一項自上而下的政績工程？
此小康非彼小康
在中國古典詞彙中，「小康」和「大同」是相對的兩個概念。大同和小康的區別就是道德高低的分別。
「小康」源自《詩經》：「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很勞苦，應該讓他們稍得安寧。後來在《禮記》中，對小康和大同作為兩種不同的社會形態進行了闡述。大同是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強調「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達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才是「大同」。可見大同社會建立在在無私為公的基礎上，道德標準是相當高的。
但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大道衰微，人類道德普遍下滑，私心私慾日重。正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因而人們需要遵循「禮義以為紀」，「如有不如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總體意思是，因為大道已經衰微無法實行，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天下，必須遵循禮儀綱紀；如果有人不遵從禮義綱紀，在位者就會因罪而被罷黜，百姓認為他是禍害，這就是小康。
很顯然，小康和大道衰微是有因果關係的。大道衰微、大同不存是小康的前提。
而在1979年12月6日，中國改革開放所謂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第一次套用「小康」一詞，並公開拋出20世紀末達到「小康社會「的構想。
鄧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他還說「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在這裡，中共的小康概念只是跟利益收入相關，跟華夏民族自古以來強調的道德禮義已經完全脫鉤了。殊不知，這才是中共今日內外交困的根本原因。
中國全面小康社會和脫貧攻堅戰迷局
中共領導人就是用經濟發展來達成其自定義的「小康」標準，以此來提升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走出因文革十年動亂而瀕臨崩潰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泥沼。
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正式引用小康社會並把它作為二十世紀末的奮鬥目標。又從2002年起在中共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十九大中均有提及，中共的目標是到2020年底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習近平在2017年中共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確保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
那麼大家要問，既然中國官方宣稱上世紀末就已經實現了基本小康和小康社會，怎麼就又規劃出這麼一個2020脫貧攻堅戰的呢？或者全面小康社會到底有沒有定量的指標標準呢？
中國農村脫貧攻堅戰 貧困線掩蓋下的貧困
中共在1949年建政後，一直是城鄉二元分割制。也是以整體上犧牲農民利益為前提，來謀得中國工業和整體經濟發展的。
現在中國14億人口中，農村人口佔比接近40%。赤貧人口中大部分是農民，這些貧困人口80%位於中西部省份。中國政府也認定「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
照理講，在任何社會貧困永遠都會存在的，中國農民一個不少全部脫貧是一項難以想像的事情。全面小康就是每個人都小康了？
非也！按照中國官方的表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只是先解決農村人口中絕對貧困的這部分人的溫飽問題，更新的提法是解決「兩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問題。其中城鎮戶籍人口是沒有納入考慮範圍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國際通行的貧困線是怎麼設定的。
2015年聯合國提出《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要在2030年實現全球消除絕對貧困。當年世界銀行制定了新的國際貧困線，按個人每天生活消費支出總共分成三檔，分別是：1.9美元、3.2美元、5.5美元，分別對應低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上國家。
按世界銀行2019年10月發布的數據，如果按5.5美元每天的標準計算，中國的貧困人口將是2.238億。即使按照世界銀行1.9美元每天的最低標準，按年計約為4850元（人民幣，下同），當下中國的貧困人口也不低於6000萬。
那麼，中國的扶貧標準是怎麼設定貧困線的呢？
1986年，中國首次制定個人年收入206元人民幣為絕對貧困標準，並隨物價調整。按此標準，中國當時有1.25億貧困人口。那麼這個標準又是怎麼來的呢？簡單地說，就是將每人每天2100大卡的最低營養需求，折算成食物量，再按照當時的消費價格換算成貨幣。也就是這個最低標準就是農民能吃飽，能保命而已。
1994年中國把扶貧開發正式納入國家戰略，並制定了「八七」扶貧攻堅計畫，計畫用7年時間到2001年解決八千萬人的溫飽問題。2000年，貧困線為625元，貧困人口仍有3209萬。到了2001年，貧困線為872元，貧困人口一下子增加到9029萬。
2011年起又將農民年人均收入2300元作為新的扶貧標準，少數民族地區與革命老區則相應的降低標準，此標準一直持續至今，沒有提高。
這個中國標準與國際標準相去甚遠，不到國際標準的一半。很顯然，中國壓低貧困線標準的背後，無疑是圖謀大幅「減少」貧困人口數量。對中共各級官員而言，低標準容易出政績。但這樣大量的真正貧困人口就被排除在貧困線之外了，被小康了。
到2012年底，貧困人口為7017萬人，貧困發生率10.2%。
2014年底，中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發布了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名單。這些貧困縣分布於22個省級行政區，享有國家財政補貼、稅收減免、土地優惠等各種扶貧政策。
為實現數字上的全面小康，中共確實把「脫貧攻堅戰」當一場戰爭來打的。據官媒央視財經網披露，脫貧攻堅戰總共動用近300萬人到各貧困縣的鄉村駐點督導。2013-2018年間，中國為贏得脫貧攻堅戰已經犧牲了662人。
用什麼方法讓貧困人口脫貧呢？從中共中央主管部門到省市縣鄉村的五級行政領導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為實現脫貧摘帽奇招迭出。實在不行就直接將貧困村異地搬遷重建，發展產業來解決就業，或者採用生態補償、發展教育和保障兜底等各種方式。
2017年底貧困人口為3046萬，到2018年年底，貧困人口又下降到1660萬，貧困發生率為1.7%。
截止目前，在最貧困的「三區三州」還有172萬貧困人口，共有98個貧困縣，貧困發生率仍超過10%。
脫貧攻堅戰 一場難以言勝的持久戰
脫貧攻堅戰無疑是一項政績工程。中共建政以來，一直奉行官出數字、數字出關。為了打贏脫貧攻堅戰，中國所有貧困縣必須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摘帽。怎麼摘帽？很簡單。
一般來講，綜合貧困發生率低於2%（西部地區低於3%），交通、電力、廣播電視、網路寬頻、醫療設施、住房安全達到相應標準，90%的貧困村已經出列，該貧困縣就可以申請摘帽了。
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2019年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上，是這樣講的。他說，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任務已經不是問題了，我們只會超過預期目標，不會達不到，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對中共領導人來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似乎不是什麼難事。但這種靠降低貧困線達成的「運動式脫貧」就能解決全面小康的深層次問題嗎？
根據網易披露的資料，在中國過往歷史中，通過各種方式被脫貧後，中國農民返貧現象層出不窮：
由於扶貧資金使用率低，政策不連貫，每年大略有10%的脫貧人口又戴上了貧困帽子；
80%以上的扶貧項目和資金並沒有用於真正的貧困戶--被貪佔或挪用，甚至富人成為扶貧的最大受益者；
扶貧資金的投放被物價的大幅上漲所抵消；
扶貧資金熱衷於上項目，對教育、醫療的投入很少。
在832個貧困縣之外，其它地區也存在著不少「被小康」的問題。我們以GDP（國民生產總值）排名全中國第二的經濟發達省份江蘇省為例。
今年1月7日新華網就發表了一篇題為《決不讓群眾住著危房「被小康」》的文章。文中稱，2018年的調查顯示，蘇北僅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農房就有近50萬例，其中大多數是年代久、面積小、質量差的單磚房，甚至還有危房。最後政府不得不在2019年撥款101億元，用於改善其中10萬戶農民住房條件。
以富裕著稱的江蘇省尚且如此，其它省市就可想而知了。
官媒澎湃新聞網不久前在《中國貧困人口簡史》一文中，有這麼一段話：「不管是國內還是國際，有沒有、有多少貧困人口，會隨著測算方法變化而不斷變化。2020年貧困人口消失，只是絕對貧困人口從統計口徑上消失了，相對貧困人口依然長期存在。」
2019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創下近30年的新低，城鎮失業率大增，物價與豬肉齊飛，民生日益艱難。2020年要想真正贏得脫貧攻堅戰，從數字上或可強行造就。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全面小康社會，仍與大多數中國人的期待相距甚遠。
對中共而言，全面小康、脫貧攻堅戰，將是一場難以言勝的持久戰。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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